青岩历史文化的三个视角

□文/图  刘福林

青岩是贵州四大古镇之一。2005年9月，青岩古镇景区入列第二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作为历史文化古镇的青岩，蕴藏着极为丰富，含金量颇高的历史文化富矿，笔者不揣浅陋，试着从三个角度探寻青岩历史，以供方家参考。

古风之城

青岩这片区域，在元代以前只有一些零星村落稀疏点缀在荒野中。到了明初，朝廷加强了对定番府（今惠水县城）和金竹安抚司（今长顺县城）的管控，而青岩是通往定番和金筑的必经之地，又因此地位于黔桂古驿道上，明洪武六年（1373），贵州卫指挥使司在今望城坡侧面的狮子山西面山脚古驿道旁，依山傍水的一个布依寨子建屯，设立传递公文的“铺”和传递军情的“塘”。

“青岩”二字并非人们想当然的“青色的岩石”，而是当地布依族的语意。古时布依族将“兵营”“营盘”“军城”释译成布依族语称作“青岩”，被当地布依族人称为“青岩屯”。洪武十一年（1379），又在此处设一屯田驻军的军事机构——堡，此地又改称“青岩堡”，属贵州前卫左千户第九百所管理。《贵州图经新志》记载道：“青岩在治城南五十里，贵州前卫屯田其下。”《贵阳府志》对此堡也有所描述：“突起河干，登其上，可眺望数十里。”这个堡的主要任务是“寓兵于农”，屯田养兵，粮草自给，守卫堡前的古驿道，保障粮食的安全调运，平时农耕，战时出兵，“三分守城，七分下屯”。明穆宗隆庆二年（1568），明廷批准将程番府迁入贵阳城内，次年改为贵阳府。隆庆六年（1572），因“苗夷杂处，急之则乱”，贵阳府在青岩地盘设司，称青岩司，并且不设流官，只设土司。这个司管辖范围甚宽，东到高坡，西到栗木寨，南到广顺州的孙家寨，北到孟关的下板挢和桐木岭，存续到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共194年。

明天启二年（1458），苗族首领干巴珠反明，总兵方瑛领兵驻青岩，猛烈出击，将其活捉。同年二月，水西宣抚司土司安邦彦起兵反明，也曾围攻青岩，以断南方运往贵阳城的粮草。时任青岩司土司、布依族土官班麟贵及其子，两次力助官军平叛，协助解除贵阳之危，屡立战功，深得明廷赞赏。据《明实录·熹宗天启实录》载：“天启五年（1625）正月壬戌，加升贵州游击班麟贵参将职衔，管事。”《中国明朝档案总汇·兵部温书王在晋等为贵州叛人过河未逞官兵分剿大胜事题行稿》载：“……其斩虫添之首功”者中就有参将班麟贵，于是“班麟贵加副总兵职衔”。两次重大军情的出现，凸显出青岩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明天启四年（1624），班麟贵奉命在距原青岩堡二里处筑土墙建城，至天启七年（1627）完工。为了生存安全，青岩城周边村寨农户纷纷迁入城内，由此城内烟火昌盛，人丁兴旺。

由于青岩城无险可据，又常有兵燹劫掠之患，明崇祯七年（1634），班麟贵又“奉旨修缮城池”，将土墙改为石墙。据《少帅朱襄毅公督黔疏草·建新城疏》载，新建的石城“周围共计七百七十八丈五尺，高一丈五尺。东、西、南、北四门墩楼四座，公署二所；防守而竭力兴筑者，副总兵班麟贵也；奉令督催者，中军旗鼓陈瑞祯，内丁守备龚应龙、陈凤洲也；奉本镇委率兵分头督筑者吴遇龙、邵士亨、孟允中，加衔守备班志笃、班国泰也。”清顺治十七年（1660），班氏土司班应寿扩建了外城，增建了定广门。清嘉庆三年（1798），武举人袁大鹏又重修了青岩城墙。清咸丰三年（1853），青岩团务总理赵国澍又对青岩城进行了全面整修，城墙扩宽到4米，上有跑道、垜口、城楼、炮台等设施，城墙上建有东、西、南、北四门及广定门，因而形成了现在的规模格局。青岩城自建成，由班麟贵镇守，其级别为二品，城内建有班氏总兵府。崇祯十二年（1639），班麟贵病逝，由其子班应忠承袭父职。班氏镇守青岩一直世袭至清咸丰十年（1860）最末一任土官班世清去世才终止。但是清代中期以后，朝廷为了削弱土司的势力，几次降低了班氏土司的职位，级别最后降为贵阳府属外委土舍，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副县级或正科级。

青岩自设堡、司，至民国三年（1914）设镇，直至如今，已有643年历史了。六百多年的沧桑变迁，给这座古城积淀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使之形成一座文化遗产的富矿，值得今人开采、冶炼和利用。

教育之城

随着这座古城的成型兴盛，教育之风习习吹来，知识文化的乳汁涵养着城民的心灵，不断提升城镇的文明水准。

最初是儒学的传入，有文化的家族联合创办了青岩书院和朝阳寺义学，还有多家私塾。这里的农户纷纷耕读传家，忙时耕地作田，闲时入学读书，条件好的家族则让子弟专心长期读书。城内浓浓的耕读氛围熏染出名扬四海的杰出才子。清咸同年间的青岩团练赵国澍在与太平天国军作战阵亡后，留下妻子、长女和四个儿子。妻子和长女承前启后，同心协力，含辛茹苦扶持四兄弟苦读经书。据赵公专祠碑文载：“夫人陈氏，教子贤达有孟母之贤”“茹苦含辛，抚育一女四男”“长女以兰贤淑端庄，颇具才学，力助其母抚育四弟”“教诸弟读书”。母女的心血劳苦，加之四男的发奋图强，终获善报：“以炯中经魁，以炳、以喚、以祚皆进士，而以炯为贵州最早大魁，天下第一人。”状元赵以炯于清光绪五年（1879）中举人，光绪十二年（1886）殿试鼎甲，一甲第一名，中状元，是明清五百多年来贵州“以状元及第而夺魁天下”的第一人，也是云、贵二省第一个状元，改变了世人以为贵州偏荒出不了人才的偏见。

青岩城内的教育之风也熏染着城外周边乡村，耕读之风陶冶出众多才子硕彦。骑龙村的周起渭刻苦攻读，于清康熙三年（1664）中进士，历任翰林院侍读学士、宫詹府詹事、浙江主考官、提督百隶学政等，参修了《渊鉴类函》，任校录官，并被御定为《康熙字典》纂修官。他还是闻名全国的诗人，著有流传至今的《桐野诗抄》。《清史稿》谓：“贵州自以始版图，清诗人以起渭为冠。”周起渭的族人周钟宣也是耕读而成的才俊，他于康熙年间中举后，初为福建邰武知县，康熙五十三年（1714）任台湾诸罗（今嘉义）知县，康熙五十六年（1717）擢山东高唐知州，康熙六十年（1721）复以员外郎管台湾事，雍正六年（1728）改任湖北荆州知府。民国时期，青岩教育又培养出歪脚村的杰出人才平刚。平刚初在青岩书院苦读，青年时期留学日本，参加了孙中山的同盟会，辛亥革命中参加了贵州起义，后任军政府枢宏院枢密员和贵州立法院院长、参议会议长、孙中山元帅府秘书，解放后担任了贵州省政府委员。浓厚的文化和读书氛围，使此地涌现出的秀才、举人、进士有姓名可考的就有二、三十人。

如今到青岩古镇，除了旧时的众多私塾和书院，因抗战时期浙江大学西迁贵州时最早曾在青岩落脚，还可以清晰地感受高等学府的学风影响力。苏步青教授一家7口及数学系师生就住在青岩龙泉寺内。苏步青不仅在寺内上数学课，还在这里创办了我国微分几何研讨班，并多次作学术报告，促使我国在微分几何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走在世界前列，苏步青也被公认为“东方第一几何学家”。在这里听过课的学子，有的后来成了教授、著名数学家、大学校长、数学研究所所长、中科院学部委员等。浙大迁往湄潭后，校长竺可桢、数学家陈建功、物理学家王淦昌等，还来过青岩“旧地重游”，关注这里的教育事业。此外，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弟子宋怀中曾在青岩设社会教育实验区；贵州方言讲习所曾设在青岩讲习苗族、布依族、侗族语言；贵阳女子师范学校曾迁入青岩教学。

从青岩六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教育一直伴随着青岩的发展进程而逐步前进，从而凸显出教育在青岩历史上的重要作用。

红色之城

青岩还是红色之城。

青岩作为军事要地，还与近代中国革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一座红色之城、光荣之城。1935年3月底至4月初，中央红军撤离遵义，“兵临贵阳逼昆明”。毛泽东以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二计连环并用，戏弄了坐镇贵阳城的蒋介石。红军一部分兵力在贵阳城外的各个据点虚张声势，造成围攻贵阳的态势，主力部队则大摇大摆挺进昆明城。暂时驻扎贵阳城外的红军一、二、五军团分三路进入古镇青岩北门城外各山村驻扎。4月9日下午，三路军中的一路向青岩城发起进攻，不费吹灰之力就攻占了城池。4月10日下午，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九十三师和九十九师在青岩城外望城坡、豺狗坡、狮子坡布下了作战工事，对红军虎视眈眈。红军三路军的后卫十三团占据了歪脚村大八块的有利地势迎战“遭殃军”。经过8小时交战，身经百战的红军战士断送了一百多条“遭殃军”的命，使其狼狈收兵，而红军部队仅牺牲了7名战士。

抗战时期，中共南方局决定在贵阳设立八路军驻贵阳交通站，负责将武汉、长沙、衡阳等地撤退下来的我党我军领导干部亲属及军用物资转运到重庆。周恩来的父亲、邓颖超的母亲曾被暂时安排在青岩城中两处民房居住。此外还有李克农、秦邦宪的家属也曾被安排在青岩城中居住过。值得一书的是，宋庆龄及邓颖超等出于对战争中遗留的孤儿，尤其是对革命者和革命烈士失散的红色根苗的关爱与培养，于1938年发起成立了“中华战时儿童保育总会”。作为抗战大后方，1940年冬成立的“中华战时儿童保育总会贵州省分会第四保育院”就设在青岩龙泉寺，后改为第二保育院。许多孤儿、烈士遗孤在这里受到保护和良好教育而成为栋梁之才。

青岩城墙

青岩赵公专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