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绘乡风乡情的美好生活画卷

——读杨杰诗集《同合·诗》有感

□卢  辉

杨杰，笔名小语，中国作协会员、贵州省作协理事。已出版长诗15部，抒情诗7部。其长诗“主旋律三部曲”《没有退路是路》《决战贫困》《大道出黔》获贵州省第五届乌江文学奖。为贵州省旅发大会创作长诗《敬畏这方山水》（2017），为第六届国际阳明文化节创作长诗《王阳明道行贵州》（2018），为第十二届贵州茶产业博览会主创长诗《干净黔茶》。

“乡亲是我的护身符/我相信汗水，汗水滴答处/鸟儿用鸟鸣与静静之大山给我擦拭/之后，我听见静怡风响/白云鸣笛”“炖一锅笑声朗朗/拧一缕炊烟，炸盘酸鲊鱼/目睹火炉的舌苗伸出/听一阵唠叨/又缩回去继续燃烧”……以上是我在杨杰的诗集《同合·诗》里随意摘抄的诗句，像这样语言活泼、情绪饱满、气息通达的诗句在这本诗集里随处可见。的确，当乡村与家园有了情感的“共触点”，杨杰的诗集《同合·诗》恰恰以“驻村而思”的方式，掀起了一股“乡村振兴风”。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一起抓。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起点上，培育文明乡风，建设美丽宜人、业兴人和的社会主义新乡村，文化艺术应当发挥其应有作用。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杨杰从驻村第一天开始，就以行走的方式写作。村里的喜事、善事、好事、奇事，很快就能在他的脑海里“蹦”出一首首小诗，最让人惊奇的是每天7点左右，他就会发布诗体日记，他的《同合·诗》就在这驻村的时光中“沉淀”下来，让人品味再三，回味无穷。

从贵阳城区到安顺同合村，这种时空的跨度、生活的跨度与精神的跨度，不可谓不大，尤其对一位驻村干部来说，一面是大山的深厚，一面是驻村的艰苦；一面是乡情乡风的熏陶，一面是职责操守的检验。杨杰正是带着熏陶与职责的双重检验，加入到乡村振兴的行列中。这次，当我细细品读他的诗作，特别是他在乡村这片厚土里为读者“栽”下的精神物种，让我们看到了或听见了杨杰在灵魂的自留地里所留下的声息、颜色，形态与气场：“从苗家阿妹和布依阿妈口里说出/有些花儿的名字或多或少有些拗口/如山里的风物/鉴于我词穷与见识之浅/亟待摸索，丝丝/与道与理与秉性与脉络与花开之季/我相信时间的沉淀。”这几行诗句，出自杨杰的《风物会慢慢站起来报它的名字》。应该说，“风物”是杨杰灵魂自留地里的“物种”。对他而言，乡村风物并不是一种幻觉意象，而是一种动态的意象——一种“情绪萌动的幻象”。这种情绪萌动的幻象，我们可以称之为他的“乡村热度”。这是介于大山与心灵的“萌动”，这种萌动是从内心深处发出来的，而将它唤醒的不仅仅是大山深处的遗风，也不仅仅是心灵深处的峻拔，而是他用“时间的沉淀”，在自己灵魂自留地里的“亟待摸索”。的确，虽然驻村的使命是从物质上“垦荒”。然而，作为诗人的杨杰却一刻都没停止过从心灵深处“发现”。这个发现，不仅是道义与担当，而且是一次次的精神洗礼。正如他在《月光的意象定于春天返程》中写道：“所以，我给美好的意象预订好返程机票/尽管春姑娘全然不知，我却能预料/一切美好会在春天归来/轻轻落于黄家湾纤细的码头。”在这里，我发现杨杰的乡村诗歌更多地源于苗乡母语王国里的血缘关系。每当这种地域的、萌动的、宿命的创作欲望与经验的、时代的、异样的创作力交错互动的时候，他的诗歌就被“异象”左右，并被控制在一股潜流之中，我把这种创作活动当成是乡村记忆的“激素”。

当我们细细品赏杨杰的诗集《同合·诗》时，我们会发现，不管是上篇“村事”帖，还是下篇“时光雨”，他的关注点不仅有“撂荒的土地”“半亩方塘”“黄家湾”“梯田”“小溪”“白玉兰”等“风物”，而且有“老支书”“老乡”“山里娃”“养鱼喂马”“狗及其他”。作为在一线创作的“乡村振兴”题材的优秀作品，杨杰的诗为乡村增添了颇有气质的“文艺范儿”，这种乡村振兴的文化颜值，描绘出一幅美好的乡风乡情生活画卷，使大山深处的同合村庄仿佛被点亮了一般，更富、更美，也更雅致。如今，凭着杨杰创作的乡村诗歌，尤其是他的乡村记忆特别讲究艺术效能的奥秘，善于回归到“神秘的共享”的状态，善于引导读者回归到精神的高度，灵魂的高度，到人类的生存领地。正如他在《声音码头》里写道：“库区调色盘养出每个人的感受不一/那些亟待言语表达的码头/已逃离感受/汛期是涨潮之神经/几乎不把这枯竭的水季放眼中/散养的文字在坚持/在大山里游出灵感与动感。”是呀，乡村的调色盘，“调”出了人们不同的感受。那么，哪一种才是乡村诗歌真正的颜料，哪一个才是他灵魂自留地的精神样态。我们仿佛从同合村的库区里嗅出了元气，游出了灵感与动感，也从同合村的调色盘里调出了新的色彩。的确，因为杨杰用文字的坚持，意之所适、兴之所至、率尔造出的诗行，我们仿佛听到了一种纯音，在某种程度上是稀有的声音，即来自“声音码头”的声音。这时，你立刻会感到一种异常的气氛，充满着一种不寻常的期待心情，这种期待仿佛是听到纯音所引起的异样感觉：“涨潮之神经。”是的，同合的乡村乡情被全方位多角度展开，读杨杰的诗，我们常常被他乡村记忆里一种玄秘、深远的风物所吸引，他的乡村风物大多通过音阶响亮、节奏舒缓的字眼表现出来，进而呈现出灵魂的舒展、地域的灵光、思想的精进和精神的外观。

众所周知，中国诗歌最让人追慕不已的“高光”时刻，当数西周至春秋的《诗经》，特别是唐诗宋词的诗歌高峰……而这些高光时刻无不在乡村与家园、自然与社会的“共触”之下发出了共鸣声。可以说，深谙传统文化风物与思辨的杨杰，善于以风物为诗，以思辨成诗，不断拓展乡村记忆的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在他看来，中国诗歌的美学特征是如此的丰富，作为对乡村与家园的反映，《同合·诗》更多强调的是对应面之间的渗透，而不是对应面之间的各自高耸；作为乡村记忆主体情志的反映，他更多强调的是内在生命的意兴表达，而不在于对乡村与家园的再现模拟；在艺术效果上，他更多强调的是情理结合，在情感中潜藏着智慧，以实现乡村人生的和谐和满足，而不是非理性的迷狂或超世间的信念。这些“中和”原则和艺术特征正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乡村记忆的审美观念。

应该说，乡村与家园的“共触点”，让乡村诗歌找到了言说的空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的确，只有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进行继承和创新，才能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就杨杰的诗集《同合·诗》而言，他积极关注时代、关注乡村、关注人心，在创作中体现出诗人应有的大境界和大胸怀。他的作品开阖有度，充盈着昂扬的气势和气魄，把乡村经验与生命感悟进行“无缝对接”，最终形成诗人独有的乡村体验的言说机制，这是杨杰敏锐的乡村感悟、丰富的艺术才能综合作用下的结果。

总之，杨杰的《同合·诗》无论是可见的空间、可听的时间，还是生命的力量、精神的外观，都是“乡村记忆”复合文本的有力组成，符合文学艺术想像的根本法则，不愧为多元思维与生态山水联袂的范本，不愧为风物与心灵的范本。于是，这个“乡村记忆”就在这四通八达的乡村与家园的交错中牵引着、闪回着、朗照着……

《同合·诗》

杨  杰  著

贵州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