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和中华职业教育社

□刘琴

　　提及黄炎培先生，人们首先想到的应该是他与毛主席的延安“窑洞对”;谈到中国职业教育的发轫与发展，绕不开黄炎培先生和他倡导成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剖析中华职业教育社能够从诞生、成长、到壮大，核心在于它所倡导的家国责任、民族意识、复兴追求与中国共产党的“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一切为民”等的初心使命存在天然契合。回首我国波澜壮阔的职业教育发展史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史，为民情怀犹如一粒种子孕育、生长、绽放于黄炎培先生的探索、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百余年时间坐标系中。在职业教育进入提质培优、增值赋能快车道的当下，有必要通过回溯黄炎培先生和我国职业教育的历史，激励我们与时代同行，向未来进发，真正把黄炎培先生的为民情怀发扬光大。

　　黄炎培先生倡导职业教育的滥觞，起源于他的一小段经历：十五六岁时，黄炎培路过县衙门，见官吏正在惩罚交不出地租的农民。欠租的农民，犹如牲畜般被关进笼子施行酷刑，直到活活吊死。这情景使他大受刺激，悲痛于寻常百姓生如蝼蚁、命如草芥般悲惨的一生，他一肚子的不平，却不知出路在哪里。

　　茫茫探索，不知路在何方。1901年，黄炎培进入南洋公学学习，受蔡元培先生的影响和指点，回川沙故乡后开始“兴教育，办学堂”，开启了他终生不渝的教育事业。

　　当时的旧中国，受“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读书做官成为教育界普遍的价值取向，整个社会普遍鄙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黄炎培深知此等教育对国家对社会对个人的戕害，“往往所学不能致用，从实际应用上来说，可以说是所学一无所得”，“如果这一状况循是不变，学校普而百业废，社会生计绝矣。”为了继续寻找出路，黄炎培在上海定居后，研读了大量的西方教育著作，同时考察了美国25个城市的52所学校，随后又考察了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的职业教育，并撰写了大量介绍国外教育先进经验的文章。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经过苦苦探索，许久以来郁积在黄炎培心头的中国民众出路问题，终于有了明确答案。这个答案就是，实行职业教育——“用教育的方法，使人人依其个性，获得生活的供给和乐趣，同时，尽其对群的义务，名曰职业教育。”

　　至此，黄炎培浓烈的为民情怀之“矢”，终于找到了职业教育之“的”。

　　凌空蹈虚，难成千秋之业;求真务实，方能善作善成。为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1917年5月6日，黄炎培联合蔡元培、梁启超等48位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发起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在立社宣言书中明确指出：“本社之立，同人鉴于当今吾国最重要最困难问题，无过于生计。”《中华职业教育社章程》也明确规定，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总而言之，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目标，就是通过倡导职业教育来实现一个民主幸福的社会。

　　抗日战争爆发以前，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职业学校、倡导特殊教育、兴办杂志，开展教育与职业的沟通与试验、研究与宣传。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职业教育社全力赴国难，创办《救国通讯录》、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与迁川工厂联合会等共同发起成立民主建国会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华职业教育社把抗战作为职业补习教育的重要内容，成为动员群众投入救亡运动的一个重要途径。上海的中共地下党还以“第四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名义，组织很多知名教授和学者担任讲师教授进步思想，并选送进步青年参与听课，相当于共产党的干部训练班，有“上海抗大”之称，为中华职业教育社成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工作对象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民主革命时期，中华职业教育社通过《国讯》《瞭望》、进修教育出版社等各类渠道宣传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思想，还利用自身优势，掩护中共地下党员从事革命工作。

　　纵观下来，即使外部条件复杂多变，但中华职业教育社秉持所倡导的职业教育是一种谋生的教育、平民的教育、大众的教育的理念始终不变，与代表劳苦大众根本利益、价值追求站在一起的初心始终不变。正因为中华职业教育社所倡导的为民情怀，与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人民立场，人民至上的理念不谋而合，所以中华职业教育社对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无条件支持和拥护，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渐成长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的职业教育团体。

　　1949年12月，中华职业教育社总社由上海迁往北京，原址改为上海分社，黄炎培担任理事长，孙起孟兼任总干事，从此，中华职业教育社开启新篇章。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华职业教育社广泛联系社会各界和海内外关心支持职业教育的人士，为发展职业教育、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作出了积极贡献。这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坚持人民立场，不断成长壮大绽放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