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途中的物资保障

□王卫斌

　　1933年年底至1934年年初，国民党调集百万大军，实施所谓的“持久战”与“堡垒主义”新战略战术，逐次对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军事“围剿”。从5月份开始，中共中央“最高三人团”即秘密着手突围准备工作，加紧了粮食、被服等物资的收集储藏，凡是能够搬走的值钱的东西都想带走，坛坛罐罐打包了三四千副担子。

　　10月下旬，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主力以抬轿子、搬家式的阵势上路，大大延缓了行军速度，严重削弱了作战能力，以至于在突破国民党军预设的第四道封锁线时，差点陷入了全军覆没的灭顶之灾。突围行动持续了不到两个月，当残存部队前进到湖南通道时，所带军需物资几乎丢弃、消耗殆尽。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有关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力主避实击虚，放弃北上湘西而转兵贵州，得到了多数与会同志的支持。随后，中央红军兵分两路西进，于1935年1月7日强渡乌江，顺利攻占黔北中心城市遵义。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扩大会议，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一直受排挤的毛泽东掌握了实际领导权。同时撤销了总供给部和运输总队，成立了军委先遣工作团，并在各级政治部地方工作部下设没收征发科，在团政治处地方工作组下设没收征发干事，统筹兼顾全军战争经费和生活物资的筹集分配。

　　1935年2月20日，总政治部颁布《关于筹款征集资材及节省问题的训令》，强调：“保障红军的给养，克服红军的战费，对于争取战争的胜利，有极重要的意义。”要求：“侦察队设营队中，政治机关应派得力的地方工作人员(或组织先遣工作团)与他们共同行动，以便有较充分的时间，进行群众工作、捉土豪、筹款、征集资材等。”并规定：“如时间允许，应由团政治处计划，与团首长商量，派相当的武装，到驻地附近搜山、搜石洞、捉土豪、搜索土豪埋藏的物品。”

　　这段时间，中央红军在贵州遵义没收了军阀王家烈的5万多元银洋、价值几十万元的食盐，以及价值5万多元的香烟。在桐梓没收了军阀侯志丹的大量皮货，搜获了逃亡官僚、地主埋藏的6万多元银洋和不少黄金。在贵州、云南交界的瑶族聚居区，“没收了地主的钱财，仅银元一项就得用40多头骡子驮运”。在云南曲靖附近截获了军阀龙云的10份高清地图和10箱特效白药。在会泽没收了军阀安恩溥的80多匹骡马、几万两鸦片，筹得近10万元现洋、近20万斤粮食，以及400多匹布料。该省某县长孤陋寡闻，认定赤匪必定乞穷俭相，竟误把着装齐整的中央红军当作国民党中央军，主动供给了大批粮草和军饷。

　　中央红军利用“滇军将领后来一再干出此类蠢事”，于5月初成功地巧渡金沙江、进入川西南后，敌对势力就没有那么“人傻钱多”了，首攻会理城即遭到国民党川康军的顽强抵抗，不得不绕道而行，走进了自然人文环境有着“天壤之觉、冰炭之乖”的川西北高原。

　　红军长征为了避免跟强敌发生正面对抗，所经之地主要在路绝人稀、物力维艰、少数民族集中的穷乡僻壤。再加上国民党“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老调重弹，一边调兵遣将围追堵截，一边开动宣传机器，极尽妖魔化红军之能事，结果正如蒋介石所言，“使土匪得不到一个稍舒喘息的机会，更没有盘踞与匪化一个地方的可能，而且他连裹胁民众的工夫都没有”。

　　此时此境，能否取得当地土著的理解与支持，其意义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军事斗争本身。早在长征前夕，总政治部就颁布了《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要求：“保证部队与群众的正确关系，加强地方工作与资材的收集，坚决与脱离群众、破坏纪律的现象斗争。”强调：“对于不能教育的破坏纪律的坏分子，应给以处罚，甚至在群众中公审枪决，特别要注意对给养事务与前站人员的教育与工作检查。”在即将进入桂北苗、瑶族聚居区前夕，总政治部又颁布了《关于瑶苗民族工作的原则指示》，要求“在一切的工作中，必须不疲倦地解释：苏维埃与红军，不但是汉族民众的政权与武装力量，而且也是中国所有被压迫民族的民众的政权与武装力量。”

　　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活动期间，上述地方、民族工作的基本政策和原则更加具体化。如经过黔东南时，总政治部指示：“不打苗民土豪，不杀苗民有信仰的甲长、乡长。山田牛少，居民视牛如命，绝不应杀牛。土豪的牛要发给群众，严厉处罚乱杀牛者。”即将进入遵义城时，红一军团规定：“在城市中打土豪时，须经过详细的调查，经过政治机关的重复调查并其批准后，才许可行没收与捉人。无论没收反动商店和土豪财产与捉土豪，均须向群众有充分的解释后才准。”进入遵义城后，总政治部又及时布告：“红军是有严格纪律的军队，不拿群众一点东西，借群众的东西要送还，买卖按照市价，如有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每个群众都可以到政治部来控告。”

　　红军长征一路打富济贫、取予有节，沿途群众也殚财竭力、守望相助。如中央红军在黔北湄潭发动群众打击了47家土豪，分掉了近5万斤粮食、4万多斤食盐和500余头肥猪。当地裁缝和巧妇则加班加点，帮助他们赶制了8千多套棉衣夹裤过寒冬。在滇东宣威“从有钱的火腿商那里没收了成千上万条火腿，农民们从好几里外赶来免费领一份，这是宣威火腿历史上的新鲜事儿。成吨的盐也是这样分配的”。他们在川南的所作所为，更是让国民党方面都感到无可厚非：“对人民毫无骚扰，有因饿取食土中萝卜者，每取一头，必置铜元一枚于土中。”并由此惶恐不安：“惟当地团队衔县府命令封仓拉夫，集中粮食，蹂躏不堪……致无知人民有不畏匪而畏团队之象。”

　　针对川西北的特殊情况，各路红军进一步加大了争取群众、保障供给的力度。如在进入凉山彝族聚居区之前，总政治部颁布《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强调：“绝对不准对民族群众有任何的骚扰，严禁将少数民族中的富裕分子当土豪打;绝对的遵从少数民族的宗教的风俗的习惯;严厉的反对轻视、鄙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的愚蠢的偏见。”红军总司令朱德颁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申明：“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先遣队司令刘伯承还入乡随俗，与彝族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赠送了大量枪支弹药和金钱，以换取通行便利和生活保障。

　　长征途中，围绕生死攸关的战略方向选择和供给保障遂行等原则问题，红军内部一直争执不休，但过激言行并不能否定彼此心系红军安危的初衷。团结友爱、同心共济是长征进行曲的主旋律，在供给保障极度困难的非常时期，愈发凸显出红军坚忍为党的不移之志、舍己为人的手足之情。

　　1935年6月初，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从天全经芦山、宝兴，北上懋功、理番与红四方面军“抱团取暖”。这条路线长约千里，沿途人烟稀少、物产不丰，而且横亘着几座人称“生命禁区”的大雪山。为此，中革军委指示各兵团首长：“必须向全体指战员指出其意义，鼓动全军以最大的勇猛、果敢、机动、迅速完成战斗任务，以顽强意志克服粮食与地形的困难。”

　　毛泽东以身作则，坚持不坐担架不骑马，一次他拄着拐棍爬过夹金山顶，下山时突然头晕跌倒。兴国籍运输员邱长胜变戏法似的，从挑担里提出了一只火笼和一壶热茶，毛泽东喝了热茶缓过劲来，哽咽着只说了一句话：“你们都是苏区伟大人民的儿子。”红军队伍中，运输员和炊事员是公认的“苦差使”，红三军团有个运输员从中央苏区一路走来，终究没能熬过雪山这一关，供给部长周玉成含泪接过了他的重担。该军团某连履险蹈危千百回，从未因饥饿而减员，却在雪山上累死了两个忙着照顾战友的炊事员。

　　红四方面军那边也在积极策应，不仅派出了一个战斗团前往夹金山北麓的达维镇迎接，还从各机关抽调人员组建了一个迎接中央红军筹粮工作队。6月18日，红军两大主力在懋功两河口第一次实际会合，双方倾其所有互赠礼物。两军会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暂住休整，为继续北上，创造川陕甘苏区作好物质准备。中革军委恢复了总供给部，实行生活物资统一筹办、定量配给制度，并在毛儿盖和芦花各设一筹粮委员会。全军上下总动员，展开了一场突击筹粮、节食竞赛运动。

　　8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路军，分别从马塘、卓克基和毛儿盖出发，平行进入了传说中的“死亡陷阱”松潘大草原，行不数日，所带不多的干粮即已吃完。红三军团某连历经雪山大难不死的7个炊事员，轮流背着一口无米入炊的大铜锅，相继牺牲在茫茫沼泽地深处，大铜锅最后落到了司务长谢芳词的背上。军团长彭德怀忍痛割爱杀掉坐骑，自己却拒绝吃肉喝汤。朱德总司令带头“尝百草”，组织战士挖野菜、剥树皮、煮皮带皮鞋充饥。

　　正是靠着这种人类最高尚的自救行动，红军核心才得以“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三大主力才得以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最终实现了陕北会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