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平会议的精神实质解读(上)

□张中俞

　　城池可以占领，地方可以征服，但人心无法占领，精神无法征服。黎平会议精神是随着对黎平会议的深入研究而提出来的，是党和中央红军在黎平会议及前后的军事政治活动中所形成的优秀特质，是长征精神的组成部分。

　　现在，研究黎平会议精神的人越来越多，见仁见智。本文拟就此谈一管之见，以期抛砖引玉。

黎平会议精神的形成

　　1.离开江西去湘西——原定方针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8.7万中央红军被迫于1934年10月中旬开始西征——离开江西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长征初期，虽艰难突破了四道封锁线，但由于方向错误、人员锐减、伤病满营、士气低落等，惨胜如败的3万多红军可谓危如累卵。12月8日，中革军委指出湘军主力“拟追我入黔”，决定红军九日“继续西进” (首次暴露红军入黔意图)。12月12日，部分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县召开紧急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决定进行战术转兵——借道黔东去湘西，维持最高“三人团”原定的战略方针(事实上开始了转兵黔北进程)。国防大学教授徐焰认为：通道会议只解决了当时“万万火急”要立即解决的进军路线问题，并未解决战略方针的分歧，尤其没有改变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方针，仅是战术“转兵”，而非战略“转兵”。 12月13日，中央红军主力兵分南北两路由湖南通道向地处湘黔桂三省交界区的贵州黎平前进。

　　2.伟大转折起点——黎平会议

　　1934年12月15日，红一军团攻占了黎平城(入黔第一城)。18日，博古、洛甫、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人在此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集中讨论中央红军战略方针。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否定了“左”倾领导人提出先西进贵州黎平和锦屏、后北折黔东去湘西的意见，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继续深入贵州腹地、到黔北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新根据地的主张。

　　黎平会议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召开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第一，确定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首次战略转兵，将战略方针由“离开江西去湘西”改为“不去湘西去黔北”。“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 会议决定进军黔北，将有利于形成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互为犄角、三足鼎立的局面;也符合“胜可守、败可走”的部署，即既可在黔北扎根，又可渡江北上入川、东来黔东湘西或西进云南寻求发展。第二，使中央红军艰难奋战而不溃散，具有统一思想、凝聚军心、团结队伍的作用。既然敌强我弱，会议就决定不去凶险莫测的湘西，而去或许有利于红军发展的黔北，使指战员重树了信心。第四，会议首次限制“三人团”军权，强调了军委和政治局的领导作用。

　　12月19日，中央红军主力按照《朱德、周恩来关于军委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议之决议电》离开黎平，穿州过府，通过锦屏、剑河、台拱、镇远、施秉、黄平、余庆等县，向黔北进军。21日，代主任李富春签署《总政治部关于创立川黔边新根据地工作的训令》，进行政治局决议的解释和对红军指战员的思想教育和政治动员工作等。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坚实基础，迎来了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的曙光，成为中国革命伟大转折的起点!1986年，胡锦涛在《黎平会议在党和军队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中指出：“黎平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当时红军冲出了国民党的重围，正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党中央及时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彻底否定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肯定并采纳了毛泽东同志西进贵州的正确意见，确立了红军北上黔北，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行动方针。这就使中央红军开始从被动转向主动，为以后的胜利，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徐占权认为：黎平会议“从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内容上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奠定了重要基础。……如果说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那么，黎平会议就是这个伟大转折的开始。”

　　3.伟大转折前夜——猴场会议

　　12月31日，抵达瓮安猴场的“左”倾中央领导人主张不过乌江，先在南岸打游击，再寻机东进湘西。周恩来于1972年说：“在进入贵州前后，就争论起来了，开始酝酿召集政治局会议了。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达到遵义，沿途争论更烈。” 有鉴于此，中央政治局决定在此开会。1935年1月1日，会议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第一，重申黎平会议决定，决定强渡乌江奔黔北。第二，进一步削弱“三人团”军权。第三，缩编军委纵队。正因为猴场会议再次决定转兵黔北，才会有遵义会议的召开，所以说它是伟大转折的前夜。1935年1月1日至5日，中央红军按照部署突破乌江成功，向着预定的战略转移目的地——遵义前进。

　　4.伟大转折实现——遵义会议

　　1935年1月7日，红一军团智取遵义城。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等20人在此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下列主要决定：第一，由于地瘠民贫等原因，再次调整中央红军战略方针。陈云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指出：“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的理由是：由于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与四方面军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个空无敌人的区域)、经济上都比黔北好。” 第二，取消“三人团”。第三，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第四，指定洛甫起草会议决议。2月8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他写成的《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遵义会议作为中共党史上的伟大转折点，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胡锦涛《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长征途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解决了关乎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三个全局性问题，即引领红军向哪里去的战略方向问题，使党和红军摆脱被动局面的军事指挥问题，结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问题，从思想上确保了红军长征胜利。”

　　综上所述，黎平会议改变战略方针、限制“三人团”军权，猴场会议维持转兵黔北决定、进一步削弱“三人团”军权、动摇“左”倾中央统治，遵义会议调整战略方针、取消“三人团”、基本结束“左”倾中央领导。概而言之，转兵黔北经历了通道会议事实开始、黎平会议正式确定、猴场会议维持的过程，其间逐步否定“左”倾军事路线，接受毛泽东的军事主张。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