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都司路——

三河水汇之地，黑羊箐枢宗之区_(下)

□宋晓勇

　　(续接上期)

　　在笔者目前所见文史资料中，我省著名文史老人覃雨甘老师，是最早提出宋永高官衙在今都司路的。在《贵州哪平司》一文中，覃老说：“嘉定二年，宋永高克矩州(今贵阳。笔者注：此系原文注释)，并移驻矩州。嘉定三年，朝廷命宋永高征南夷有功，升任贵州经略安抚使，兼镇南都总管，治所在今贵阳都市路(笔者注：该文或作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时，今都司路曾名‘都市路’。)”遗憾的是，覃老也并未阐明他的判断所据何本。或许老人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重大意义，在文末他加了两条“注”，其二就是对正文中提到的宋永高设衙于都司路的注解：“根据笔者未刊稿《试探贵阳城的发祥地》所研究的结果，在都司路。”

　　笔者认为，万里长城并非一夜造就，这条街道在蒙元八番顺元宣慰司都元帅府之前的历史岂能空白，只是元代以前的文献皆亡佚无考，现存史料关于该路的记载只能延伸到蒙元时期罢了。既然历史因循沿革的无形力量，使这条路上蒙元时期的“八番顺元宣慰司都元帅府”，到明王朝的“贵州都指挥使司”，再到满清王朝的“贵阳城守营游击署”，均保持了官衙属性一脉相承的特性，那么溯本求源，焉知这条路上蒙元王朝的“八番顺元宣慰司都元帅府”，不与南宋时期宋永高的“贵州经略安抚使司”衙门设在该路有关?因此，以南宋时期宋永高的“贵州经略安抚使司”衙门设在该路东段，作为今“都司路”的得名肇始或得名“诱因”，似亦非哗众取宠、牵强附会之谈。

　　那么，宋永高迁衙矩州城后，又为何会将官衙设在今都司路呢?笔者需要引据覃老在《漫画贵阳》一文中关于都司路为宋代城市中心的研究成果为论据。

　　在该文中，覃老明确指出，宋永高的官衙设在“今都市高架西路的南明公安分局地方”。据《南明区志》记载，南明公安分局原驻都司路66号，1996年4月，因旧城改造，局址迁往解放路226号。这不仅能证明南明公安分局原驻地确在都司路，且足证覃老之文必作于1996年4月以前，则覃老二十多年前的著作，其本身也已经成为珍贵的文史资料。经对都司路地形、地貌的实地踏勘，该路66号在今市一医对面，也曾是当今贵州省监狱管理局的原驻地。明代，其地为贵州都司署，元代即八番顺元宣慰司都元帅府。

　　据覃老的考证，南宋时期的矩州城并不大，今都司路一带在当时是一个叫“佳兮坝”的平坦坝子。因其处在三水合流之处(详下文)，发展条件相对而言得天独厚，是当时城邑的繁茂地带。宋永高选择将官衙设在这里，当在情理之中。

　　老人的这一推断还有一面古老传奇的碑刻作依据。据覃老《从一块古碑看贵阳历史沿革》的文章记载，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春，他与当时贵阳市旧政府卫生局的李配天等人，在都司路监狱内一间房子的墙角看到一块古碑，上面刻有“矩州题名记”的字样。碑文残缺不全，尚可辨识者虽仅寥寥七十一字，但其透露出的重大信息足以令人惊心动魄：

　　“……伟哉矩州，当三河之水汇，黑羊箐之枢宗，山环水护，立国佳壤……前朝首治，本在都拉之垠，偏隅山区，出没颠沛，乃于大中□□年，移驻此国，开辟城池……溯我先祖，屡受皇恩，赐名矩州，用励忠贞……”

　　窃以为，覃老文风向有精核、犀利的特点，老人对该碑文的解读，其意又重在驳斥异说观点，因此不免有攻其一点，而忽略其余的局限。是故，对碑文透露出来的许多重大信息尚有较大的空间可供拓展。笔者不揣简陋，遂在覃老解读的基础上，对碑刻文意再作如下探讨：

　　“枢宗”，似有说当时的矩州，是黑羊箐发祥地或中心枢纽的意思。清康熙间巡抚贵州的王燕在其《新建图宁关碑记》中，在表达图云关是西南方向缅甸等宗属小国朝拜大清朝廷的必经之路时，有类似的笔触，他说图云关是“西南蛮服之外，万国之所由以朝宗也。”这里的“宗”指清王朝，有宗主，中央的意思。既然这面碑刻在“枢宗”之地矩州的今都司路上被发现，足证今都司路在当时应该是枢纽中的核心。

　　“当三河之水汇”，当是指今都司路一带处在贯城河、水磨河与南明河的交汇之处，条件得天独厚，所以这一地方为“立国佳壤”。

　　更为重要的是，据碑文“前朝首治，本在都拉之垠”分析，矩州之前的政区，其中心位置应在今都拉营一带。对此，清道光《贵阳府志(沿革表上》的记载予以了积极的回应：“晋乐(县)在今贵筑县北四十里都喇营，唐矩州即其地。”政区中心迁来矩州的原因也交代得很清楚，是因为“都拉垠”地处“偏隅山区，出没颠沛”。搬迁时间：“乃于大中□□年，移驻此国，开辟城池。”据碑刻文意，“此国”指当时的矩州城无疑。根据该碑被发现时的地址，政区中心由“都拉垠”入迁矩州城后的治所，具体而言应该就在今都司路。

　　“大中”是唐宣宗李忱的年号，前后共计十四年。从“乃于大中□□年”一句判断，既然“大中”二字与“年”字之间脱落了两个字，则政区迁入矩州的时间当在大中十一年至十四年之间，即公元857年至公元860年间。

　　窃以为，就笔者目前所见碑刻和古文献中关于干支纪年的表述方式而言，很少有在干支之后再加“年”字的(极少情况下会加“岁”字)。如前例中的“大中二年”，古文献中的干支表述一般为“大中戊辰”，而极少有“大中戊辰年”的表述方式。

　　比如，据《柳宗元集》附录记载，南宋张敦颐所作《韩柳音释序》一文，其落款时间表述为“绍兴丙子十月”。大诗人陆游《跋柳柳州集》一文的落款为“淳熙乙巳五月十七日”。至于碑刻方面，今贵阳扶风山麓“尹道真祠”内右侧墙壁上，镶嵌有一通乾隆年间我省著名历史人物陈法撰文的《贵山书院公费纪略》碑。碑文在阐述陈法于乾隆九年任安徽庐凤道时表述道：“甲子秋，余为淮扬监司。”

　　推敲“前朝首治，本在都拉之垠，偏隅山区，出没颠沛，乃于大中□□年，移驻此国，开辟城池”的文意，碑刻的时间断在唐大中后期至南、北两宋时期均能切合文意，而唐大中后期的可能性较大。因为，若是两宋时期的碑刻，为厘清时代，划清界限，并表明政治立场，一般会在年号“大中”之前加上“前唐”或“故唐”二字，而不会亲切的直书“大中”字样。若在大宋王朝直书“大中”二字，撰文者很有可能陷入“这是大宋的‘大中’，还是大唐的‘大中’?”的政治被动，谁都不愿意惹上这种麻烦事。

　　再结合“移驻此国，开辟城池”句分析，今贵阳城墙环绕意义下的城邑，似乎并非始自元代，它启迪我们，可将目光大胆的前瞻至唐宋时期找找线索。

　　至于“矩州”之得名，碑文记载很清楚，乃是中央朝廷“赐名”性质。赐此佳名，其目的是为了“用励忠贞”。循着这个意思琢磨朝廷赐名“矩州”的含义，当是殷切期望处在边方画外羁縻之地的黑羊大箐成为“循规蹈矩”的教化之州。这为长期以来矩州之名“以州南水方如矩，故名矩州”的说法，提供了另外一种很有意义的参校思路。

　　揆度“矩州题名记”之排字格局，显然具有挈领碑文纲领的气势。旧时，举凡府、州、县得名或更名，公署落成或重修，治所迁徙等具有沿革意义的举措，必由主导沿革的主官署名或延请名家撰记，还要郑重的勒石为铭。如蒙元时期，宣慰副使范汇所作《八番顺元宣慰司都元帅府题名碑记》、明隆庆三年，程番府移治贵州城更名贵阳府，在新建府衙落成后，时任按察使冯成能所作《迁建贵阳府治记》，以及民国三十一年，新置的贵阳市政府班子入驻扩建修葺一新的原贵筑县治后，首任市长何辑五所作《贵阳市政府成立纪事》碑记等，都是在举措沿革的转折点上留给后人的重要标记。当今考古发掘，通过出土类似碑刻而改写地方沿革记载者比比皆是。因此，从“矩州题名记”的碑刻名目看，其体例颇似朝廷赐名矩州城后，地方主官勒石记述，以告来者的人文关怀。

　　揣摩“……溯我先祖，屡受皇恩”的语气，碑文似非流官行文之体例，却与归附朝廷、世代世袭的土司追溯家史，收尾之笔总结光宗耀祖之口吻颇合。而矩州之地，自汉以降，直到明代，一直是谢氏、罗氏主色(今水西安氏先祖)及水东宋氏三个地方豪族大姓轮番登场，上演逐鹿领地世袭权利大戏的历史舞台。

　　仍需留意的是，覃老文章记载，该碑刻于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春，被他发现于“都司路监狱内一间房子的墙角”。结合民国十六年及二十五年的贵阳城图分析，覃老所指的“都司路监狱”，当为当时的“贵州第一监狱”。新中国建立后，其地曾一度为“贵州省监狱管理局”及南明公安分局驻地——这尚在其次。要害在于，综合分析民国时期地图、清道光《贵阳府志》及明万历郭子章《黔记》，笔者发现，覃老文中所指“都司路监狱”，其地也正是明代贵州都司衙门所在地。前推至蒙元时期，其地又是八番顺元宣慰司都元帅府所在地。现在看来，在南宋时期，该地又极有可能是宋永高的贵州经略安抚使司衙门所在地。那么，这样一面记载矩州得名的重要碑刻，在历代皆权重一方的官衙遗址地上被发现，就更具有了合理性和必然性。进而该碑刻与历史上的那些权重一方的官衙，特别是唐宋时期土司性质的官衙有何联系，就不能不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了。

　　“矩州题名记”碑刻于民国时期被覃老发现于都司路，这对于定位都司路一带曾是贵阳古老城邑的中心地带，意义重大。当时的矩州城太小，宋永高于南宋嘉定年间迁入该城后，将其衙署设在“三河之水汇，黑羊箐之枢宗，山环水护，立国佳壤”的今都司路上，当属题中应有之意，这似乎已无需更多的解释。

今日都司路　　　　王　吟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