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学家、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在《长征行》中说：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和苟坝会议等系列会议作出的决定，形成了长征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从1934年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被部分采纳，到1935年3月11日的苟坝会议上毛泽东进入军事领导小组，历时4个月，他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得到逐步确立。本文通过叙述系列会议历史，理清伟大转折的形成过程，旨在抛砖引玉。

长征途中以遵义会议为核心的伟大转折系列会议_(上)

□张中俞

　　由于“左”倾中央领导人的错误指挥，加之国共双方力量的悬殊，虽然中央苏区军民浴血奋战一年，但仍未能粉碎第五次反革命“围剿”。面对不断丧师失地而日趋恶化的军事形势，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中旬，党中央、苏维埃政府、中革军委率领8.7万人开始“西征”，计划离开江西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到11月中旬，中央红军相继突破国民党军队设置的三道封锁线。“举国大迁移”使本应衔枚疾走的红军前进缓慢，龟行蛙步。于是，被迫于11月底12月初在广西东北部与国民党军队展开决战。结果，虽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锐减至3万多人。

　　12月8日，军委总司令部二局(情报局)截获电报：已有四五倍于红军的国民党兵力布防于通道县以北的武冈、城步、绥宁、靖县地域，张网以待红军。如果仍然按原定路线去湘西，无异于自投罗网、以卵击石。若要避开蒋介石在湘西布下的口袋阵，中央红军从桂东北北上湘西的路线无非两条：要么，往东拐经过强悍的湘军防区;要么向西拐，经过战斗力相对较弱的黔军防区。

　　两害相权取其轻，借道黔东显然是无奈但正确的选择。8日21时，中革军委判断湘军主力“拟追我入黔”，决定红军九日“继续西进”。这是中央红军有入黔意图的第一次反映。 无独有偶，胡羽高在《共匪西窜记》中说桂军师长周祖晃于9日向桂军总部报告：“据匪俘供，……匪军西窜之目的地，系贵州。”

　　1934年12月12日，在湘西南的通道召开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研究解决中央红军战略方针等问题。“左”倾领导人坚持原定战略方针，毛泽东等人主张继续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由于意见相左，加之戎马倥偬，会议决定中央红军步萧克所部后尘，继续借道黔东去湘西——先西进贵州黎平、锦屏，后北折黔东去湘西。此乃暂时避开强敌、脱离险境、迂回绕道行军的权宜之计。

　　李维回忆说：“在红军于12月11日占领湖南西南边境的通道县城以后，中央领导人举行了会议，会后继续向贵州黎平前进。” 军事史专家、国防大学教授徐焰认为：通道会议只解决了当时“万万火急”要立即解决的进军路线问题，并未解决战略方针的分歧，尤其没有改变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方针，仅是战术“转兵”，而非战略“转兵” 。

　　通道会议后，中央红军兵分为南、北两路向处于黔湘桂三省交界区的黎平前进。北路由红一、九军团组成，南路由红三、五、八军团及军委两个纵队组成。

　　在西进贵州黎平途中，“左”倾领导人仍坚持北上湘西。会后，军委于12日19时半下达了《关于我军十三日西进的部署致各军团、纵队电》，电令红一军团之第2师及红九军团应向黎平方向前进;同时寻机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12月15日，北路的红一军团第2师第6团攻占了黎平城。中央红军不按原计划北出湘西，而是突然兵锋急转西入贵州，使蒋介石的口袋阵成了自己重新调兵遣将的束缚，黎平的军事压力暂时较小;贵州防守力量薄弱，地方军阀又自打小算盘，王家烈曾求援哀叹道：“我黔省兵力，素称单薄，机械又系窳败，若以兵力堵剿，无异引烛火以冶金，举杯水以扑燎。” 建于明朝洪武十八年(1385)的“铁黎平”曾是五开卫、黎平府治所，是古代贵州东南部的统治中心，城高墙厚，易守难攻;通道会议只解决了进军方向，而确定中央红军入黔后的战略方针则需通过召开高级别会议来解决，所以在红军入黔第一城(黎平城)开会当属及时;黎平城物产丰富，有利于补充给养;受红六军团的影响，黎平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便于开展工作。有鉴于此，党中央决定在此略事休整并召开政治局会议。

　　12月18日，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人在黎平城红军总司令部(即野司)驻地，召开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集中讨论从老山界争论酝酿、通道会议又议而未决的战略方针。博古等提出先西进贵州黎平、锦屏，后北折黔东去湘西的意见;毛泽东则提出继续深入贵州腹地、到黔北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新根据地的主张。

　　会议表面是就继续西进贵州还是北上湘西展开激烈争论，实质是继续讨论战略方针。会议最后否定了“左”倾领导人意见，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周恩来于1943年11月在《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中指出：“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黎平会议的主要内容和意义有：

　　第一，战略转兵。将中央红军战略方针由“离开江西去湘西”改为“不去湘西去黔北”。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军委从12月13-16日所发的电令，皆以经过黔东去湘西为目的。13日，军委在《各军团十四日进入贵州的行动部署》中指出：“我军以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14日，军委在《关于红二、六军团发展湘西北苏区并配合西方军行动致贺龙等电》中说：“我西方野战军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北上。”要求活动于常德一带的红二、六军团向湘西发展，策应中央红军北上。17日才对行军部署作出重大改变，电令“一军团应……准备占领剑河，不渡清水江，改由清水江南岸西进。”显而易见，黎平转兵是长征以来的首次战略转兵，开始了中央红军长征在湘黔边的战略转兵，从而使蒋介石在湘西消灭红军的梦想破灭。进军黔北的中央红军，不是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

　　第二，凝聚军心。湘江战役后惨胜如败的中央红军可谓前途未卜，战略错误、人员锐减、士气低落、伤病满营。于是，有部分指战员在私下自觉不自觉地怀念起井冈山的斗争岁月，准备重新祭出“游击主义”这个法宝，中央红军存在着分散或溃散的可能。所以黎平会议强调：“坚决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这在目前成为主要危险倾向。”毋庸置疑，这对处于十字路口的红军来说，具有凝聚军心的特殊作用。

　　第三，限制“三人团”专权。19日18时，根据“责成军委依据本决定按各阶段制定军事行动计划”，朱、周签发了《关于军委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议之决议电》，要求“未参加决定此问题的军委委员，应于二十晚以前，将自己的意见及其是否同意电告军委”，这是几年来中革军委第一次如此认真向未到会的军委委员征求意见，显示出朱、周决心恢复军委集体领导作用的意图。这表明自长征以来首次明确中止了“三人团”的最高军事领导权，等于是接受了被“左”倾领导人排挤的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自博古、李德到中央苏区掌握实权后，党内生活一直不正常。像中央红军突围进行战略转移这样重大的决策，都没有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过。为避免这类事情再次发生，作出这样的决定是适时的。

　　2003年，党史专家石仲泉参观黎平会议会址并题写“黎平会议是以遵义会议为伟大标志的系列会议中的第一次重要会议。”他认为：第一，黎平会议是自长征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通道会议的历史作用不能抹杀，但它级别不高。而政治局会议在中央全会闭幕后，是党内最高级别的会议，其影响力是其他会议难以达到的。第二，黎平会议第一次以中央政治局名义否定了博古、李德顽固坚持的使红军遭受巨大损失的错误战略方针。第三，黎平会议第一次结束了从1931年11月以来毛泽东在中央受排斥的地位，开始形成中央绝大多数领导人赞同、支持和拥护他的局面，为日后逐步确立他的实际领导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