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母亲蒙素芬(下)

□阿 都

　　(续接上期)

　　1955年6月，世界青年联欢节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中国出席这次世界青年联欢节的代表团由团中央组织，从全国各地推荐优秀青年代表组成。母亲作为代表团成员之一，参加了世界青年联欢节。从华沙回国后，母亲又受命到全省各地作巡回演讲。

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母亲曾当选贵州省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和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母亲再次到北京见到了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母亲曾对我说起，开幕会上毛主席的讲话，激起阵阵热烈的掌声，她看到有的代表的双手都拍肿了。每当想起毛主席讲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时的情景，就不由得感到无比的兴奋和鼓舞。

　　会议期间，周总理的风范，让母亲终身难忘。一天晚上，大会组织代表们观看文艺演出，母亲的座位与周总理和邓颖超的座位只隔两排椅子。周总理记忆力非常好，看到母亲时立刻就能认出来了。母亲听到周总理对邓颖超说：“小超，那是贵州的小蒙，布依族姑娘。”邓颖超立即转身说：“小蒙，总理叫你呢。”母亲赶紧走到周总理的身边。周总理问她：“小蒙，我会上的讲话你能听得懂吗?”她回答说：“有的地方听不太懂。”周总理又问：“听不懂怎么办啊?”母亲说：“听不懂的地方就请危秀英大姐给我讲，请我们省的书记、省长给我讲。”周总理说：“好啊，他们给你讲了，如果你还不懂，你可以问问你邓大姐嘛。”总理的关心，让母亲感动得热泪盈眶。

　　危秀英是江西省的代表，当年参加长征经过贵州，对贵州的印象很深，很有感情。她对母亲很关心，经常询问贵州的发展变化情况。她告诉母亲，在红军第二次撤出遵义城时，她还在城里负责做俘虏兵的安置和遣散工作，有位当地的老大爷来通知她说，敌人已经进攻遵义城了，叫她马上撤走。老大爷带她跑出城后走了二十多里才赶上部队。后来得知，老大爷回去时，在半路上被敌人杀害了。事前，因为负责通知她撤离的通讯员在途中不幸牺牲，所以她不知道部队撤出的消息，幸亏有遵义老百姓的帮助，要不她的生命早就留在遵义城了。

　　大会上，宪法草案获得全票通过。母亲为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诞生投下了庄严神圣的一票。若干年后，一次接受采访时，母亲又讲到这事：“宪法草案中各民族一律平等，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等条文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使我感到特别振奋。布依族女人过去没有什么地位。女人吃饭不能坐桌上，只能在厨房吃;男人说话女人不能插话;如果她的老公爹坐在一楼，儿媳妇就不能上楼等等。我当时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父亲去世得早，家里没有劳动力，我是老大，要干男人干的活，所以在家里的地位就像男孩子一样。解放后，我母亲和我奶奶都支持我出来工作，在农会当干部，我们村也只有我一个女干部。虽然家里的活没有人干，但她们仍很支持我。因为在我们那里，红军播下了革命的种子。老百姓相信共产党，知道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过上好日子。”

在天安门参加国庆观礼

　　1958年母亲被邀请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在天安门城楼两边红色的观礼台上，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欢度国庆节，观看阅兵式和群众游行。

　　母亲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大弟弟参军到云南，是边防战士，还参加了民族工作队，深入少数民族村寨做群众工作。1958年9月9日，在平叛战斗中牺牲，时年21岁，安葬在云南西盟佤族自治县勐卡镇烈士陵园。所以，母亲对这一年记得特别清楚。2008年，母亲接受采访时，谈起观礼那天的情景：“那天举行了盛大阅兵，有60万人参加大游行。天安门前八个观礼台上站满了观礼的人。毛泽东主席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以及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在万众欢呼声中，在天安门城楼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群众游行队伍。彭德怀元帅乘车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各部队。我站在观礼台上，后面是雄伟的天安门，上面站着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面前是人山人海的游行队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部队代表，在国旗和军旗引导下，威武地走过检阅台。走在最前头的是军事学院的学员们。海军部队的水兵队伍通过广场后，装备精良的步兵、摩托步兵和伞兵部队相继通过。接着，高射炮方队、坦克和飞机方队通过天安门广场。接着还有民兵队伍。最后开始了60万人的群众大游行。我看到这些部队，想到牺牲的弟弟，心里就很难过。看到戴着红领巾的少年儿童队伍，感到我们有后备力量，有接班人，我们的国家是很有希望的。看到了我们的国防力量很强，心里非常踏实，也非常振奋。”

带队深入麻山调查

　　母亲很少对我们讲她工作上的事，但带队到麻山调查给我讲了几次，可见这事在她心中印象很深刻。贵州麻山地区，是今天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惠水、长顺、罗甸，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望谟以及安顺的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等县的边缘结合部地带。在明朝时期，居住在这里的布依族、苗族主要以种植苎麻为业，因而这一带被称为麻山。由于历史原因和恶劣的自然环境，这里的经济、文化、交通、教育等十分落后，群众的生产、生活十分困难，贫困面之广，贫困程度之深，是贵州省其他贫困地区少见的。

　　1993年3月，省政协决定由我母亲牵头组织省政协民族宗教与工妇青委员会和省民委，对麻山开展联合调研(母亲曾任四至七届贵州省政协副主席)。8月开始，到麻山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调查。调查组走村串寨，深入农户家中，先后走访了180多个村民组、80多户农户，召开了270多次座谈会，参加座谈的干部群众达3000人次以上，共写出28万余字的调查报告，还录制了题为《麻山在呼唤》的纪录片。母亲告诉我，当时那里群众的贫困状况，常常让她看了落泪，下去调研时所带的钱，基本全都捐给了贫困群众，回到家时，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了。

　　麻山贫困情况的调查报告，以及同年在黔全国政协委员视察组关于荔波瑶山的贫困情况调查报告，引起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1994年4月18日，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正式批转了团省委、省总工会等5单位“关于向麻山、瑶山群众送温暖、献爱心活动的倡议书”。随后，一场轰轰烈烈的向“两山”群众献爱心活动在贵州兴起。全省各地和北京、上海、广东、新疆等地的单位、个人纷纷向麻山、瑶山群众捐款捐物。仅一个月的时间捐赠办公室收到的各类捐赠物资、现金就达160多万元，捐赠活动之踊跃，涉及面之宽，效果之好前所未有，成为贵州扶贫史上的创举。麻山调查也成为贵州扶贫史上标志性的工作之一。

有事找“蒙嬢嬢”

　　母亲到县里工作后，一次，某乡的几个布依族妇女听了妇幼卫生保健方面的宣传后，决定带自家的小孩去做疫苗接种。这几个妇女都是破天荒第一次进城，到了县城后，怎么也找不到疫苗接种的地方，在万般为难之际，其中的一个妇女突然想到了我母亲，因母亲在城里几乎人人知道，于是她们很快就找到了我母亲。在母亲的帮助下，她们的小孩顺利地接种了疫苗。母亲关心群众切身利益的事很快就在群众中传开了，人们都说，到底是见过毛主席的人啊，思想观念就是不一样，是名副其实的热心人。从那以后，当地的人们很少直接叫母亲的名字，都尊称她叫“蒙嬢嬢”。许多群众中哪家遇到什么难事，首先想到的就是找“蒙嬢嬢”帮忙，不光是老百姓喜欢找她帮忙，乡里的干部也喜欢找她商量、研究工作中的问题。每逢县里的赶场天，她的办公室总是人来人往。许多妇女就连买针头线脑之类的小事都喜欢来问她。她也无论事大事小，只要找到她，她都尽其所能地帮忙。

　　母亲见不得人受苦，总是想法给予帮助。1960年，母亲生下我不久，还正值哺乳期，就下乡了。在乡下，遇到一位妇女怀抱里的婴儿哭得奄奄一息。这位妇女因吃不饱饭，长期饥饿，没有奶水喂自己的孩子。母亲毫不犹豫就用自己的奶水喂这个婴儿。母亲曾告诉我，当时这个婴儿吃得好香。在我们的记忆中，类似资助残疾学子完成学业、办“春蕾班”解决农村失学女童上学问题、帮助乡村学校改造危房等等事情，母亲做了很多，母亲是极其善良、富有爱心的人。

　　到省里工作后，母亲依然心系家乡的建设和发展，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总是尽可能帮助解决家乡干部群众向她反映的困难。北盘江一带的布依族老百姓，把母亲叫“姑妈”，他们是把母亲当作至亲之人。

　　母亲对她的孩子们的要求总是很严格。我过去每次给家里打电话，母亲在通话的最后，总是要叮嘱我两点，一是要注意安全，一是要听组织的话，好好工作。这是母亲给予我最多的教诲，已深刻于我的心上。

　　母亲走了，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太多的回忆，也成为我们一生的宝贵财富。我的母亲，是一位平凡的母亲、一位慈祥的母亲，一位伟大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