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母亲蒙素芬(上)

□阿 都

　　母亲的一生是为信念执着追求和奋斗，为国家、社会、民族无私奉献的一生。母亲去世后，习近平总书记和胡锦涛同志委托转达了悼念和对家属的慰问。组织上对她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我省优秀的领导干部，贵州省政协原副主席、党组成员蒙素芬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3月17日上午10时2分在贵阳逝世，享年88岁。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蒙素芬同志始终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探索真理，追求真理，坚持真理，为我省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和改革开放忘我工作，贡献了毕生精力。参加工作后，先后在我省妇联系统多个部门工作，积极投身妇女工作，大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努力团结和引导妇女艰苦奋斗、干事创业。“文革”期间，在“五七”干校参加劳动，但她始终坚持理想信念，保持了共产党人应有本色。任省妇联副主任、主任、党组书记期间，认真执行落实党中央、省委有关指示和妇女政策，坚决抵制反革命势力的破坏，积极带领和引导妇女干部同破坏分子作斗争，为全省妇女工作的有序开展付出了大量心血。任省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期间，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切实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组织撰写调查报告和情况反映，为省委、省政府提供了决策依据。任全国政协常委期间，认真履职尽责，积极通过视察调研、撰写提案、反映社情民意等形式，为全国和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献智出力。退出领导岗位后，她仍十分关心国家建设，关心贵州的改革开放和各项事业的建设情况，关心群众生产、生活，关心下一代成长，关心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共同繁荣。

　　蒙素芬同志一生胸怀坦荡，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忘我工作，鞠躬尽瘁。她顾全大局，原则性强，作风正派，团结同事，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对家属、子女要求严格，体现了无私奉献、一心为民的高风亮节。她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深受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爱戴。

　　蒙素芬同志一生，是忠诚于党、热爱祖国、心系事业、追求进步的一生，是尽职尽责、殚精竭虑、勤勉奉献的一生。她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一位优秀的领导干部，是全省各族人民的重大损失。我们深切悼念蒙素芬同志，要化悲痛为力量，认真学习她崇高的革命精神和思想品德，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认真落实新发展理念，大力弘扬‘团结奋进、拼搏创新、苦干实干、后发赶超’的新时代贵州精神，为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同步小康，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续写新时代贵州发展新篇章而努力奋斗!”(《贵州日报》2020年4月6日)

　　母亲走了，留给我们无尽的思念。母亲一生经历了太多太多，但她生前却很少对我们讲起，比如她曾担任过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是我到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工作后，在查阅资料时才知道的。这些日子里，通过查阅资料和询问，母亲过去的许多事渐渐清晰，时常如电影般一幕幕出现在脑海。

在土改中锻炼成长

　　1932年10月25日，母亲出生在贵州贞丰县者马村的一个布依族佃农家庭。世乱家贫，她从小就知道生活的艰辛。小小年纪就帮大人干农活、做家务了。母亲家是靠佃地主的田地过日子。每年所收的粮食除去交租，所剩无几，真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吃素喝粥到年头。”外公在母亲11岁时就去世了。她是家中的老大，弟妹都还小，全家人的生活重担自然就落到了外婆和她的身上。她从小聪明伶俐，很会体贴母亲，很会关心弟弟妹妹。为了给母亲多分担些农活，她每天早出晚归，天天在田地间拼命地干农活。她常在心里盘问，为什么辛辛苦苦耕田种地的人到头来还是衣衫褴褛，食不果腹，老百姓的苦日子，何时才是尽头。

　　1949年12月24日，贞丰解放。新生的人民政府的主要工作是建立政权、征粮剿匪，土地改革。贞丰县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境内居住着布依族、苗族、汉族等民族。解放之初，少数民族大多不会说汉语。那时，在民族地区工作，让工作队感到头疼的事很多，包括进村入户时如何防范被狗咬，如何与少数民族群众沟通的问题，等等。村寨的狗很多，陌生人进寨子，如果没有当地人带路、赶狗，就有被狗咬的危险。隐藏的残匪常会冒充工作队窜进村来，抓拿骗吃为非作歹，弄得老百姓难辨真伪。因此，但凡有陌生人进寨，听到狗叫，人们就关门闭户躲起来。这样，工作队的同志很难跟群众见面，工作一时难以开展。虽然母亲很少出村，但从家族老人们的口中，听说了红军路过贞丰时留下的故事，接受着红军留下的革命影响。她内心相信共产党、毛主席，知道解放军和工作队是共产党、毛主席派来的，是来帮助穷苦人的。每当工作队进村来，她就跑出来赶狗，然后给他们当向导。在她的带领和动员下，布依族村民们开始跟工作队的同志接触、交谈，与他们逐渐亲近起来，并热情地配合他们开展工作。工作队领导发现她是个好苗子，就有意培养她，有时区里或县里开会，就通知她去参加，并给她安排任务，让她去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政策。

　　母亲常说，虽然当时工作环境非常恶劣，处境艰险，但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怕。她跟着工作队员，跋山涉水，从这个村寨走到那个村寨，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再苦再累，心都是热的。在她心里，只有一个朴素的想法，就是跟共产党走就有饭吃有衣穿，就能抬头当家作主。

　　到贞丰工作的南下干部，很多是北方人。母亲一空闲，就向工作队员们学习汉语，久而久之，她不但学会了汉语，而且普通话也说得比较标准。母亲常说：“我会说普通话，还得感谢当年那些北方来的南下干部嘞。”

　　按照土改政策，母亲家当时佃的土地超过土改应分得的土地。多出的土地要让出来分给土地不足的农民。她家佃的土地中，有肥沃的也有贫瘠的，有方便耕作的，也有不便于耕作的。到底要让出哪一部分来呢?母亲决定将家里原来耕种的好田让了出来，村民对她的这一举动很是赞赏，县领导也对她进行了表扬。可是，却惹恼了她的老祖母。作为世代靠耕田种地过日子的农民，哪家不愿意耕种好田好土?老祖母的想法情有可原。但母亲想，如果家家都不愿意让出好田好土，那过去没有好田好土耕种的人家不是将要永远耕种贫瘠的田土吗?那还叫什么解放?还叫什么土地改革?那还叫什么新社会呢?经过她的耐心开导，老祖母明白了道理，让出了好田。

　　由于母亲表现出色，1950年12月，工作队和区政府决定吸收母亲正式参加工作。她去区里报到的那天，全村的人敲锣打鼓相送。参加工作不久，就入了团，后又被送到区政府民干校学习。

从贵州大山走出的少数民族干部

　　1951年7月，贵州省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贵阳召开，母亲被推为布依族妇女代表出席会议。从贞丰到贵阳还不通车，先要步行辗转，然后坐马车，最后才能坐上汽车，整整三天才从家乡到了贵阳，脚磨出了血泡。这年，母亲19岁，是参会代表中年龄最小的。虽然没读过书，不识字，但在会上她发言积极，小组推举她作大会发言，她欣然同意。在大会发言时，她谈了做好工作的体会和想法。有人提问：“现在土匪还那么凶，你讲这些，怕不怕?”她毅然回答：“不怕!我们有解放军，有政府，有老百姓!”话音未落，全场就响起掌声和欢呼声。这是母亲第一次在全省大会上发言，朴实生动，受到代表们的称赞和领导的重视。会议结束回到家乡后，根据领导安排，她作了多场会议精神的传达报告，省政府简报上还对她进行了表扬。

　　1952年初，国家组织云贵川各族各界代表到全国大城市参观学习，兴义专区有四个代表名额，母亲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名。母亲是第一次听说火车，更不用说看到了。刚上火车她就急忙跑到带队的解放军战士面前问：“火车为什么这么长呀?是怎么做的?是哪个做的啊?”那年，母亲20岁，她渴望知识，什么都想知道，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

　　代表团从贵阳出发，先后到了长沙、武汉、杭州、上海和天津参观学习，最后一站是北京。在北京，她们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那么近地站在党和国家领导人身边，聆听毛主席的指示，母亲感到这是她最幸福的时刻。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工作，她感到十分自豪。

　　从北京回来后，根据领导安排，母亲开始了历时几个月的巡回报告。这次参观，兴义专区除了母亲外，还有两个女民兵，但因为她们不会说布依话，所以主要是由母亲作传达报告。当时的兴义专区，还有残匪作乱。为了保证她们的安全，专区领导还专门调了一个排的解放军一路保护。

　　群众听说见过毛主席的代表来了，都觉得这个人真了不起。虽然不能亲眼看到毛主席，但能听听见过毛主席的代表讲话，也是十分荣幸的事。很多人连夜赶了几十里都要来看她，听她作报告。有个双目失明的老太太，硬是叫家人带她到母亲住的地方，说是能摸摸母亲的手也算是没有白活了。老太太在家人的搀扶下，来到了母亲的住处。母亲握着老人的双手，告诉老人说，毛主席、周总理都很关心你们老人家，希望你们都健康长寿。老人听说是毛主席带给她的祝福，感动得热泪盈眶。

　　1953年春节过后，组织上安排母亲到省委党校学习。她深知没有文化知识的苦楚，一进校就抓紧每一分钟，如饥似渴地学习。晚上熄灯后，为了不影响同寝室的其他同学休息，她就躲在被子里，打开手电筒继续看书。一个月下来，她就从刚进校时成绩最差的学员变成了甲等生。

第一次迈出国门看世界

　　1953年11月，以许广平为团长的中国妇女代表团应邀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十月革命36周年庆典。代表团分配给西南地区2个名额，母亲有幸成为代表团成员。

　　在苏联参观期间，苏方希望中国代表团向他们介绍中国妇女运动方面的情况，代表团决定由常年在民族地区工作的母亲和蒙古族的乌兰两人，代表中国妇女发言。母亲发言刚结束，立即赢得阵阵掌声。苏联著名反法西斯战士卓娅和舒拉的母亲柳·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也在场，她是苏联人民心中的英雄母亲。她走上前，紧紧拥抱母亲，热泪盈眶地说：“我非常喜欢中国的女孩子，喜欢黑头发的女孩子，你就是我的女儿。”此情此景，让在场的人无不动容。听了乌兰的发言，苏联妇女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苏波瓦伸出大拇指说：“中国妇女伟大，中国的妻子伟大，中国的母亲伟大。”

　　从苏联回来，她们先在北京作短暂停留，进行总结。代表团成员李贞将军请母亲到家做客，在李贞老大姐家，她吃到了地道的北京砂锅鱼。代表团成员廖梦醒也请她到家做客，看望廖母何香凝老人。

　　回到家乡后，母亲被安排在贵州、云南两省作访苏报告，前后历时半年多，作了数百场报告。到云南保山专区时，母亲生病住院，但她不等病好就提前出院到了丽江，连续作了三天的传达报告，累得她全身软弱无力。在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她又接到部队的邀请。随行人员都劝她休息算了，可母亲拒绝了，坚持给边防战士们作了长达4个小时的报告。从云南回来，母亲又在贵州作了50多天的传达报告，先后走了22个县市，作了31次报告，召开了8次座谈会，每次报告都得三四个钟头。她作报告，从来不用讲稿，有时连提纲都不需要。她完全是凭记忆，讲事实，谈感想，朴实生动，深受欢迎。每一次报告，尽管场内人数众多，但秩序井然，要么鸦雀无声，要么掌声雷动。

(未完待续)

母亲在云南保山作报告受到当地各族群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