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凤冈的十三任县长(上)

□胡启涌

　　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时期(1931年9月18日至1945年8月15日)，凤冈先后有13任县长上任，如走马灯式的来来去去。这13任县长任职时间最长的有3年多，最短的只有10多天。在国难当头之际，13任县长中有贪污灾款开溜的、有畏敌携印潜走的、有民众推选代职的、有率众杀敌报国的。

　　徐传薪：抵制日货，平息族乱。1920年4月28日，贵州省政府呈报国民政府批准，将凤泉县更名为凤冈县，更名后的第一任县长徐传薪(贵定人)走马上任后，立即对全县人口进行普查，经统计全县时有23331户，95543人。1931年6月，徐传薪亲任所长，举办了两期“凤冈县乡镇自治人员训练所”，巩固了地方武装力量，使土匪简伯臣、杨文、吴绍华不敢轻易进犯凤冈。

　　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挑起事端开始进犯我境。消息传到凤冈后，学校师生举行了救亡图存活动，宣传日军暴行，抵制出售日货，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据《抗战的遵义》一书记载：9.18事变后，(全市)采取游行示威，声讨日军的只有凤冈、遵义、务川、湄潭、绥阳5个县。

　　1931年，县长徐传薪还解决了天桥乡佘、黄两姓聚众械斗一事，为肃清后患和打击两姓实力，徐传薪组织力量收缴了双方枪械，对佘鼎三罚款光洋250元，对黄玉太罚款光洋150元，还分别处罚了双方朋羽。为了防止两姓再起事端，徐传薪还留下人马驻防天桥，严令佘黄两姓要永释前嫌，勿再生事。还规定以后双方不准带刀上街，不准参加赌博生乱。同时要求两姓要多植树、禁乱伐，要在区内成立初级小学，让两姓孩子普遍接受教育，以启民智。

　　吴道绅：受害杨家凤，诉苦王家烈。1932年，县长吴道绅走马上任。是年6月29日，第二十五军第三师师长蒋在珍之袁锦文营进驻凤冈，不久蒋在珍与王家烈交战，袁锦文营受蒋之命离开凤冈。在蒋王混战中，蒋在珍败走四川綦江，所辖的第四旅旅长杨家凤率残兵退至凤冈。

　　杨家凤，务川县涪洋火石溪人，蒋在珍驻防遵义时委任为旅长。杨家凤为扩充武装，先后收编了四川彭水彭中华部、川军潘九仁部、黔军黄丕模部等。他入驻凤冈后，将司令部设在县城内的万寿宫，凭着700多人枪，长期称霸凤冈、湄潭、务川一带，向各县政府要钱要粮，随意欺压百姓，民怨甚大。吴道绅手中无兵，不敢得罪杨家凤，只得忍气吞声为其筹集粮款。是年7月1日，吴道绅与县公安局长张亚权联名，向省主席王家烈呈报杨家凤扰害凤冈一事，恳请省政府发兵相助，剿灭蒋在珍的残余势力杨家凤旅。当时，同受其苦的湄潭县长罗秉权也向王家烈呈文称：“蒋(在珍)之杨家凤部，于二十二日，悉数向永兴、凤冈方向退去。”呈报杨家凤为害百姓一事，以期派兵，与凤冈县政府联手消除兵匪杨家凤。

　　年末，吴道绅离开凤冈，省主席王家烈即派李树屏(另作李素平)继任县长一职，继续与杨家凤周旋。

　　李树屏：贪污灾款后携印潜走。李树屏到任后，最烫手的仍是杨家凤兵匪一事，他也只好东搪西塞地与之周旋。

　　1933年5月21日，凤冈境内突降大雨，导致洪水暴涨县城被淹。《凤冈县志》载：“大水突破上城门城墙，街上水深6尺左右，冲走房子100多间，淹殁数百人，绝嗣者20多家，百姓称‘癸酉大水’。”是时，正安土匪罗相臣又率兵攻打凤冈县城，与盘踞于此的杨家凤争抢地盘，百姓频遭天灾人祸，苦不堪言。

　　李树屏向省主席王家烈禀报凤冈受灾情况，急盼予以赈救。时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工会贵州分会获悉后，为了救济凤冈灾民，筹集了3000银元，于6月初拨划给凤冈。李树屏收到这笔灾款后，担心杨家凤前来索要，自知斗不过杨家凤，李树屏便将灾款占为己有后带上县印潜逃。逃跑途中，李树屏担心王家烈问罪，又怕杨家凤率兵来追。心中始终忐忑不安，便到离县城5公里的太极洞，向洞中菩萨叩头焚香以望得到神灵保佑。离开时，他在洞中题写了“洞府奇观第一景”7个大字，题头书：“民国二十二年(1933)癸酉六月。”落款：“县事李树屏题。”并安排一石匠镌刻于石壁之上，至今犹存。

　　此时，王家烈正与贵州各路军阀交战，无暇李树屏贪污一事。最后，王家烈战胜了各路对手，坐稳了贵州省主席和二十五军军长一职，开始经营贵州。盘踞凤冈的杨家凤是蒋在珍的旧部，局势之变让李树屏打起消灭杨家凤献宠王家烈的算盘。1933年7月30日，李树屏向王家烈呈报称“呈为匪猖獗请准予格杀令训，维地方而苏行政”的请示，请示中绝口未提贪污灾款一事，只恳请省主席王家烈授予他“格杀全权”。呈文还用大量笔墨诉说自己为政之苦：“政府虽令各地蔸剿，反被其烧杀之害。兼以水灾甚大，驻军需索款米，百端筹措，几无暇晷。既患匪类之糜烂，行政又为滥予所桎梏，致辞四乡纷扰，闾阎骚然，午夜焦苦。职份属军人，虽本大无畏之精神，不顾利害，恪尽职守，然数月来，受尽无量之痛苦，难以气宣……”

　　李树屏向省主席救援未成，自知再起无望，只好悄然退走。而杨家凤则凭人枪众多继续驻在凤冈，向百姓索要粮款，使凤冈百姓受尽盘剥之苦。

　　彭宅安：代任凤冈县长10余天。李树屏携带款印潜走后，凤冈县长一职空缺，杨家凤为所欲为，任意欺凌百姓。为了节制杨兵，民众推选民间人士彭宅安暂时代替县长一职。

　　彭宅安，民国初年毕业于贵阳农科学堂，回乡后曾任贵州省赈务委员会凤冈分会主席、教育局长、校长等职。他饱学善书，尤喜楹联。曾因撰写对联暗讽权贵，得罪了县参议长史肇周，史扬言要打死彭宅安，彭则不以为然，写下对联“身居黑巷里，人在光明中”，横批“谁又怕谁”来回应史肇周。

　　彭宅安上任后，绞尽脑汁与杨家凤周旋，想方设法减轻百姓负担。彭宅安仅代任县长10多天便辞职不干了，虽然他任职时间很短，但是他一心为民的作风给群众留下了很好的口碑。之后，彭宅安倾心教育，培育桃李。1945年9月，彭宅安还与几位开明之士创办了《新声月刊》小报，无情抨击时弊，揭露旧政权的丑恶。该报共出刊8期，前4期出刊后，张贴在县城十字街，引来不少民众观读，反响很大。时国民党凤冈党部见势不好，下令强行接管《新声月刊》，接管后刊出的内容骤变，味同嚼腊，不久便停刊。

　　尚仕贤：借助外力赶走杨家凤。1934年初，省政府委任尚仕贤任凤冈县长一职。2月份，奉省政府之命成立了“保卫团指挥部”，尚仕贤兼任指挥长，开始与杨家凤软磨硬泡，时时思考怎样除掉杨家凤，免得政府受其淫威，百姓受其欺凌。

　　正当尚仕贤苦虑求解时，史肇周势力进入了他的视野。史肇周是凤冈县花坪镇石盆村人，手中有些人枪，曾因抢劫而得罪了省主席周西成，周西成特派何知重、车日翼、刘彬儒先后三次到凤冈征剿史肇周，后因不敌周兵而败走湖南凤凰，投奔湖南军阀何健，被委任第八十五师第二旅副旅长，在长沙一带阻击红军，吃了败仗后，只好拖着残兵破枪回到老巢凤冈。见凤冈又被杨家盘踞，史肇周自知不敌，便表面巴结暗地收买杨的部下，伺机灭杨。1934年11月，尚仕贤见时机成熟，暗中结集了500多人枪支持史肇周，起事当晚分兵几路夜袭县城，使并无防备的杨家凤顿时崩败，最后只带80多人翻墙逃跑，退到湄潭县境内的随阳山。后来，虽然杨率兵三次攻打凤冈均未得逞，从此盘桓凤冈三年多的杨家凤势力彻底退出凤冈。此后，史肇周拥兵自重代替了杨家凤，先后任凤冈县救济院院长、县参议长、国大代表，成为凤冈军政界的头号人物。

　　虽然尚仕贤借史肇周之力赶走了杨家凤，但是他过得并不轻松，因为他有权无兵，不能从根本上左右史肇周，仍然是“受气”县长。1934年末，尚仕贤“知趣”告退。

　　庞明道：沿乌江设防，力阻红六军团过江。尚仕贤卸任后，省政府任命庞明道任凤冈县长，他刚上任便得报贺龙所率的红六军团在石阡一带作战。1934年10月中旬，红六军团前卫第五十二团约180名红军战士先后渡过乌江，进入到凤冈县天桥乡境内。得报后，庞明道派史肇周召集各区乡长开会，确定每区乡建筑一个碉堡以防红军入境。据98岁的游朝佑老人回忆，1934年10月初，史肇周还专门到天桥乡召开群众大会，要求各村各寨组织力量，沿乌江设防不准红军过江。但是，180多名红军战士过江后并没有遇害，反而得到了当地民众的救助和拥护，留下了很多救红军的佳话。过江不久，这支红军便先后离开了天桥乡，渡过乌江去追赶主力部队。

　　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得知贺龙在石阡、余庆一带活动后，担心贺龙所率的红六军团突破乌江，立即命令副军长侯之担沿乌江各渡口设防，同时调黔军第八团万式炯(王家烈的亲外侄)协同固守江防。关于这段历史，解放后万式炯在回忆录《我在贵州参加阻击红军的亲历和见闻》中，讲了他阻击红军经过凤冈一事。“1934年12月31日，红军由回龙场强渡乌江，首先向北岸炮击，刘彬儒营在江边修筑的工事均被击毁。(红军)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下，从鱼塘子猛攻渡河，待其将抵对岸之际，我全团按预定之计划撤退，经凤冈至思南。”

　　庞明道在凤冈任县长不足半年，于1937年底离开凤冈。

　　李华嵩：惧怕红军携印逃走。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进入黔北，15日至17日在老城柏辉章公馆里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遵义会议)，期间红九军团(军长罗炳辉)受命设防东线湄潭县、正安县一带，司令部设在湄潭天主教堂。1935年1月12日20时30分，总司令朱德签发电令《关于敌军企图及我军集中行动地域致各军团、军委纵队电》，电令中作出了“甲、乙、丙”三个方面的要求，在“乙”令的第二条写道：“九军团主力仍留永兴、湄潭、牛场地域，向风冈、编刀水等地，征集资材。”电令中的“风冈”乃笔误指今凤冈县，“编刀水”乃笔误指偏刀水，是今凤冈县琊川镇的旧称。湄潭与凤冈山水相连，1月14日，红九军团即派200多名红军沿杉树坳、十里溪、高家院、张家大土，于中午到达偏刀水(今琊川镇)。

　　红军进驻凤冈偏刀水后，办事处设在“禹王宫”，部队分别住宿在刘定伦、李应周 、刘邦亮、刘汶超家。14日下午，红军战士分头访贫问苦，调查情况 ，筹备组建贫民委员会、除奸委员会、抗捐委员会。傍晚，在刘邦亮家堂屋召开会议，成立了抗捐委员会，参加会议的有贫困群众雷四、王六清等20多人，明确了周绍齐、田恒久等人为抗捐委员会委员。15日，红军带领抗捐委员会捣毁了偏刀水厘金征收处，没收了地主家的财产，开仓放粮、杀猪分肉，后因接到通知撤出偏刀水。撤出时部队经杉树坳到鱼龙山后再兵分两路，一路由偏刀水十里溪陈谷氏带路，经马鞍山回到湄潭县城;一路由干人雷四带路，经锡落坪、龙潜乡回到湄潭县永兴镇。红军在凤冈县偏刀水只驻了两天一夜。

　　上任才三个月的李华嵩，当得知红军离开偏刀水后，还驻在毗邻的湄潭县永兴镇，担心红军会再来凤冈，不禁心生惧怕，于1935年3月1日携带少数枪支和县印潜逃，城内权贵富人亦纷纷逃至城外，扔下一座空城给穷人。

　　陈廉矩：修建100座碉堡防备红军到凤冈。陈廉矩，思南县人，继李华嵩之后任凤冈县长长达三年，是抗战时期任职时间最长的县长。据今86岁的干国禄回忆，陈廉矩是一个跛子，他最恨百姓睡懒觉。上任第二天便手扶拐杖挨家挨户的敲门催大家早起做事，街民暗里编顺口溜讥讽他：“百姓是条龙，睡到东方红。县长是条狗，早晨满街走。”县长陈廉矩不以为然，听若未闻，一直坚持催唤人们早起，直到大家养成了早起勤事的习惯后方才停止。他还手书“早起平安”四字赠给干国禄的父亲干海臣，褒扬他早起理事好习惯。

　　是时，贵州省主席、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针对红军在贵州境内“滋扰”一事，向全省发布命令：“各县均应赶速构筑碉堡;命令各县加紧训练团丁，以资防堵;派员整顿各县民团，以备联合防剿，抗击红军 。”县长陈廉矩得令后，自己兼任保卫团指挥长，立即着手落实。1935年6月15日，向省政府呈报《贵州省凤冈县碉堡楼报告表》，表中陈述了凤冈全县的碉堡建设情况，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8个字进行编号。其中“天”字号碉堡18座，“地”字号8座，“玄”字号14座，“黄”字号10座，“宇”字号12座，“宙”字号12座，“洪”字号16座，“荒”字号8座，共计100座碉堡遍布8个区，以防红军“进犯”凤冈。

　　在修建“阻红”工事时，副指挥长史肇周也玩起了小脑筋，在自己的老巢花坪区石盆村修建了一座“可容万人”的大营盘，作为自己保家护宅用。陈廉矩为进一步巩固政府力量，防止红军“进扰”，还裁掉了原来的保卫团成立了保安大队，由他亲任大队长辖全县8个区队，掌管400多人枪。“防红”结束后，1935年10月陈廉矩又成立了戒烟(鸦片)委员会，在全县开展戒鸦片烟和捣毁鸦片烟馆运动。在陈廉矩任县长的三年间，凤冈连连发生自然灾害。如1935年5月，凤冈水灾后又发生是干旱，全县因灾死亡523人，房屋财产损失146720元，省政府急拨3000元予以救济。1937年5月，凤冈又发生大旱，省政府又拨发救济款800元，县长陈廉矩个人也捐款200元，及时派员分往各区发给受灾百姓。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我国全面抗战开始，为了给抗战前线输送兵员，在陈廉矩的力倡下，于当年12月迅速成立了“抗敌后援委员会”，还按照省政府的要求成立了“抗敌后援动员委员会”，动员全县青壮年应征入伍，共赴国难、杀敌报国。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