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徐霞客“晨饭于吴”说开去

□文/图 宋晓勇

徐霞客考察小车河究竟在哪里吃的早饭

　　9月9日，贵阳气温骤升，阳光明媚，晴空万里。适逢周日，遂赴小车河湿地公园观赏秋色。从东门而入，沿小车河北岸逆流步行，至公园西端路穷处，寻桥踱至南岸。遂沿南岸顺流而下，由西向东随性游览，复从东门出园。沿途秋色宜人，风光旖旎，美不胜收。

小车河湿地公园北门广场处的文化屏风

　　途中饭于公园北门，并作短暂小憩。广场西侧有一面巨大的文化屏风，造型颇典雅，遂伫足赏玩。只见透明的钢化玻璃上，用行楷字体镌刻了一段古文：“晨饭于吴，遂出司南门，渡(原文为‘度’)西溪桥。五里，有溪自西谷来，东注入南大溪，有石梁跨其上，曰太子桥。 桥下水涌流两岸(原文为‘崖’)石间，冲突甚急，南来大溪所不及也。”

　　此中“有溪自西谷来，东注入南大溪”，指的就是小车河由西向东流淌，最后注入南明河。这是徐霞客当年考察小车河的一段文字，出自《徐霞客游记》卷四之《黔游日记》。或许是为了突出小车河的缘故，所引之句，省去了原文中几句与小车河无关的文字。

　　读罢，拍手叫好，我正愁这园子美则美矣，底蕴却稍显单薄。经这面屏风的点缀，顿觉满园风光浑厚的历史文化气息扑面而来。同时，也被代入了一种和徐霞客同游的奇妙感觉。

　　为方便观者对原文的理解，引文之下，镌有几行注解。首当其冲者，便是“晨饭于吴”句中的“吴”字，注解为：“泛指贵阳东南方向”。这关系到一个徐霞客当天究竟是在哪里吃早饭的问题。按此注解，则“晨饭于吴”的意思为，徐霞客出行考察小车河之前，他在当时贵州城东南部的某个地方吃了早饭。

　　其实，将这句话还原到《黔游日记》中的前后文进行理解，这个“吴”字并不是屏风上注解的那个意思。按徐霞客的记事风格，他绝无可能将其吃饭的地方置入“贵阳东南方向”这样一个宽泛而无着落的范围之内。

　　通观整部《徐霞客游记》，其于旅途中吃饭的地方因地制宜、因陋就简，虽然很不讲究——山岗间、岩石上、山洞中、寺庙内、祠堂中……仿佛到处都可成为他吃饭的地方。但“饭”于何处，却都交代得非常具体。如“饭于塔寺”、“饭于岭头”、“饭于斜洞”，等等。

　　其实，在徐霞客的旅途中，有饭可吃还算是幸运的，至于“饭”于何处，根本无足轻重。崇祯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晚，他一路借宿无果，连夜在崇山峻岭中摸黑赶路。深更半夜，行到今黔南州独山县的下司镇时，才找到一户愿意给他开门的人家投宿。日记记载，当天晚上，他在这户人家“无茅(指露天)无饭而卧”。逆旅中景况之凄凉，令人唏嘘。

　　那么，他在考察小车河之前，“晨饭于吴”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明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三月二十七日，徐霞客从今广西境内南丹县所属的一个叫“岜歹”的村庄出发，目的地是当时的贵州宣慰司城(即今贵阳城)。他途经独山、都匀、平越卫( 今福泉 )、新添卫 ( 今贵定 )、龙里卫，在经过14天的艰难跋涉后，终于四月十一日抵达贵州城。沿途日记不辍，考山川之起伏，溯河流之源起，探岩洞之奥秘，记民风之异同。以当时人叙当时事，记录了380年前从广西进入贵州沿途驿路的真实情况。

　　根据《徐霞客游记》之《黔游日记》记载，他于当年四月十一日抵达贵州城。当时的贵州城应该尚笼罩在一派忧郁的气氛中。因为17天前的三月二十四日，平定奢安之乱、对贵州有善政的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巡抚贵州的朱燮元卒于贵州任上。

　　第二天，他仍住歇城内，并出城西北，游览了今黔灵山九曲径上的“古佛洞”。当天的日记记到：“十二日，止贵州，游古佛洞。”很奇怪，徐霞客都已经到了“古佛洞”，他为何不到咫尺之遥的弘福寺去游览一番呢?因为在他足迹所至的年代，今黔灵之巅尚无弘福寺。该寺于34年后的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才由赤松和尚草创。

　　第三天，也就是四月十三日，他没有出游，日记虽只有一句话，却将其栖身之所交代得很清楚：“十三日，止贵州，寓吴慎所家。”这里的“贵州”，指的就是当时的贵州宣慰司城，古文献上简称为宣慰司城或贵州城。因明代的贵阳军民府也设治所于城中，所以，又称贵阳府城，或贵阳城;“止”在这里是停留、逗留的意思;“寓吴慎所家”是说，他在当时贵州城内一个叫“吴慎所”的人家里借宿。

　　十四日，或许经两天的休息，疲劳有所缓解，他准备出行。也正是这次出行，使得今小车河和太慈桥闯入了这位伟大行者的日记中。当天的日记记道：“十四日，晨饭于吴。遂出司南门，度西溪桥，西南向行，五里，有溪自西谷来，东注入南大溪。有石梁跨其上，曰‘太子桥’。此桥谓因建文帝得名，然何以‘太子’云也? 桥下水涌流两崖石间，冲突甚急，南来大溪所不及也……”前文提到的今小车河湿地公园北门广场处的文化屏风上的引文，正出自这段记载。

　　其实，这段文字并没有明确“自西谷来”的那条溪流就是今小车河。但是，根据“出司南门”、“度西溪桥”，“西南向行五里”、“太子桥”以及“有溪自西谷来，东注入南大溪”等方位及标志性地名分析和判断，徐霞客当时看到的那条“自西谷来，东注入南大溪”的溪流，除今小车河外，别无他选。

　　前文已述，十三日的日记交代，他借宿在贵州城内的吴慎所家里。第二天，即十四日晨，他在出行前，“晨饭于吴”。此处“饭”系名词作动词用，是吃饭的意思。就是说，他在出行考察今小车河之前，在借宿的吴慎所家里吃了早饭。此处的“吴”，非常明确，指的就是380年前，今贵阳城内的一户叫吴慎所的人家。

　　这种表述方式，几乎可视为这位伟大行者行文时的“惯语”。如，其《粤西游日记》记载，他于崇祯十年闰四月十二日游历到一个叫“大鼻山”的地方时，将行李寄放于山下一个叫“刘秦川”的七、八十岁的老人家中后，在周边进行了一番探奇访幽，又在一片竹林里采了些竹笋后，他“踏月而返”，当晚“还宿刘家”。第二天的日记记道：“十三日，早饭于刘。”然后，他请刘秦川的孙子为向导，带上干粮和防身的武器，再次踏上旅程。这与一年后的四月十四日，他抵达贵州城，在考察今小车河之前“晨饭于吴”的笔触几无二致，指的都是他在投宿的人家——“刘秦川”家和“吴慎所”家吃早饭。《游记》中类似的笔触至少还有两、三处，不再赘述。

徐霞客考察太子桥的路线

　　屏风上关于“司南门”的注解为：“即贵阳次南门，因当时贵阳府城又是贵州宣慰司城，故曰‘司南门’。”这一注解本身也不甚稳妥，原因在于徐霞客在行文时已经弄错了方向，而注解的内容未能“纠偏”。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必须对徐霞客当年考察小车河的路线进行一番考辨。而在考辨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考虑到古今地名变化的情况，还必须兼顾到，徐霞客每到一地都是一名过客，且与当地人存在语言不通的沟通困难。所以，我们不能强求他在当时贵阳军民府境内七、八天的活动(其中，在今贵阳城仅停留两天)，就将贵阳方方面面的情况考察得非常清楚。所以，对他游记里面的许多有关城垣、河流和山川名字的记载，必须结合其他史料加以考证后，作变通的处理。

　　比如，他在当时贵阳军民府境内的行迹中提到有一条叫“南大溪”的河流，根据该河流在“太子桥”处收纳一条由西向东流淌的溪流的记载判断，其所谓“南大溪”就是当时的“南明河”。至于他过太子桥后继续南行五里所到的“岜堰塘”，应该是向当地人打听地名时，对土人“甘荫塘”发音的误听。

　　根据日记记载，四月十四这天，徐霞客“晨饭于吴”后的目的是当时的太子桥(即今太慈桥)，从日记后文可知，他是冲着该桥与建文帝有关的传说而去的(徐霞客游黔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探访建文遗迹，他随后又去了建文遗迹颇多的广顺州境内的白云山便为一证。)巧的是，其度过所谓的“西溪桥”后，“西南向行五里”到“太子桥”的方位和里程，与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对“太子桥”的记载高度契合：“太慈桥，在治城西南五里四方河之上(笔者按：经实地考察，桥实在小车河上)，俗讹为太子桥。”也就是说，当时的太子桥，在贵州城西南方向五里的地方，这与今天太慈桥的位置也是相符的。

　　结合明清时期的方志分析，若将徐霞客去往贵州城西南方向太子桥的路程控制在五里范围之内，合理的路径应该是从当时城垣西南部的德化门(今俗称“次南门”，清代称“广济门”，详后)出城，溯南明河北岸西北向行百步，然后折而向北，溯“水磨河”(即今市西河)东岸北行百步，随即折而向西，过“水磨河”(即今市西河)上的德化桥(该桥情况详后)到河之西岸，然后“西南向行五里”便可直达太子桥。舍此路径，其它路线的里程都在五里开外，且很不顺路。

　　时至今日，若从贵阳老城步行前往太慈桥，最近的路径也仍然是从城市西南部的次南门遗址附近“出城”。只是出城后，去往西南方向的道路较多，所以路径的规划自然比徐霞客当年游刃有余得多。

　　奇怪的是，徐霞客却说，他从贵州宣慰司城出发去太子桥，是从“南门”出城。按照当时贵州内城(今延安东、中路以北，至六广门遗址处的沙河街，明清时期的古城垣建于明天启六年，因建城晚于老城，故将这一片称为“外城”，老城则为“内城”)五座城门的俗称及方位理解，此处“南门”即今俗称之“大南门”，处在当时整座城垣的正南端，遗址在今邮电大楼附近、中华南路末梢处交通环岛所在的位置。结合明清时期方志记载分析，该门在明代为“朝京门”，入清以后，改曰“迎恩门”。

明代贵州省城图(摘自明万历郭子章《黔记》卷四)

　　在明万历郭子章《黔记》一书中绘制的贵州省城图上可清晰看到，当时城南“朝京门”的城墙之外，便是由西向东流淌的波涛翻滚的南明河，城门不偏不倚，正对着南明河上雄伟壮丽的“霁虹桥”(即今南明桥)。因此，当时凡是出南门的人，大概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通过南门外的“霁虹桥”，度到南明河南岸去。

　　按照这个路径，无异于舍近求远，到达太子桥的里程至少为八里。明代的“太子桥”至今仍单拱横跨在小车河上，按河道距离，东北距小车河注入南明河的交汇口处约700米。经实地考察，这一地段的南明河从四方河来，由南向北流淌。因此，当时的太子桥在方位上，已属南明河西岸。

　　那么，徐霞客当初“出司南门”后，其已身处南明河南岸，然后他溯南明河朝西南方向走，在即将接近“太子桥”的河段，他实际已身处南明河之东岸。所以，徐霞客还必须寻桥，由南明河东岸度到西岸去。惟其如此，他才能看到“有溪自西谷来，东注入南大溪。有石梁跨其上，曰‘太子桥’”的景象。这也可见，他当初若果真“出司南门”跨越南明河的话，实属多余之举。

　　更可怪异的是，他既然已经出了南门，所处位置就该在整个贵州城的正南方。然而，他所过之桥竟然不是南门外的唯一过河通道——霁虹桥，而是一座叫“西溪”的桥梁。桥在城之正南方，却名“西溪”——方位紊乱，莫可名状。显然，这条路走不通。

　　问题出在初来乍到的徐霞客，对今次南门和大南门的方位认知发生了紊乱，他出城所走的实际为城垣西南方向的“次南门”。在当时贵州内城的五座城门中，唯出此门去往太子桥的道路最近、也最顺。

　　那么，这位著名的地理学家为什么在“大南”和“次南”之间发生了紊乱呢?盖因这两座城门距离相近，方位相似。一在正南，因曰大南，一在正南偏西，故曰“次南”。不独外地初来者不易区分，甚至贵阳人有时也傻傻分不清——反正两个地方挨得很近，就算走错了，几步踱过去即可纠正。

　　次南门遗址在今公园南路与都司路的交汇口处，明代称为“德化门”，入清后改称“广济门”。从明万历郭子章《黔记》一书中的贵州省城图上看，该门的城门洞朝向门外的南明河。其西北方向百步之处便是水磨河注入南明河的交汇口。

　　这座城门的设置不南也不西，而且在布局上，打破了明代贵州内城以东西和南北两条中轴线，各自缝中设立一座城门的平衡格局——贵阳话将这种不伦不类的现象称为“倒来不去”。该门存在的必要性及合理性，极有可能与明廷权重一方的军事指挥机构——贵州都指挥使司设衙于门内有关。明初贵州尚未建省，贵州城为水东宋氏宣慰使直辖之地，其东西南北四道城门均由宋氏关防，明廷的贵州都指挥使司必须有一道自己说了能算的城门自由进出。

　　那么，徐霞客出次南门后，所度的那座“西溪桥”又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他出次南门后的目的地是城垣西南方向的太子桥，所以，出次南门后，他不能老在南明河北岸及水磨河的东岸行走，必须设法过到水磨河的西岸去，才能将行进的方向修正为西南方向。否则，他将一直被南明河和水磨河阻隔于北岸或东岸，从而根本无法到达城垣西南方向的太子桥。整个过程，无需跨越南明河。

　　那么，他当年出今次南门后，究竟是通过哪座桥梁度到水磨河西岸去的呢?笔者以线索倒推的方式找到了答案。

　　在一幅由“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陆地测量总局”于民国二十五年绘制的《贵阳城廂街市图》上，笔者发现，在今次南门(即明代“德化门”、清代“广济门”，详见前文)遗址西向稍南的不远处，即水磨河(今市西河)注入南明河的交汇口附近的水磨河上，果真架有一桥，名曰“蟾宫桥”。

　　继查清道光《贵阳府志》，其称：“蟾宫桥，在广济门外。”前文已述，今次南门，清代称“广济门”。则《府志》所记“蟾宫桥”，即民国地图所记之“蟾宫桥”甚明。

　　检索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所记贵州宣慰司关梁，有“德化桥，在治城西德化门外”的记载。明万历《贵州通志》也记载，德化桥在德化门外。显然，桥即因处在“德化门”外而得名。前文已述，今次南门，即明代之“德化门”，入清后改称“广济门”。则明代的“德化桥”就是清代及民国时期的“蟾宫桥”甚明。

　　以故，笔者认为，徐霞客当年出次南门后赖以度到水磨河西岸去的那座“西溪桥”，其实就是当时横跨在水磨河上的“德化桥”。

　　而在明万历郭子章《黔记》一书中绘制的贵州省城图上，次南门外的水磨河上虽没有标注“德化桥”的字样，但出次南门后，有一条表示出城路径的虚线，沿着水磨河与南明河交汇的岸边向西北延伸。虚线随即折而向西，跨过水磨河后(说明河上有桥，必“德化桥”无疑)，恰恰就是往西南方向延伸而去——确定无疑，当年徐霞客考察太子桥，其出城走的就是这条路径。

　　而所谓“西溪”，不过是初来乍到的徐霞客无暇了解桥名，遂根据桥下水磨河所处的方位，随笔给桥取的一个名字而已(这种情况，在他的游记中比比皆是)。在那幅民国二十五年的《贵阳城廂街市图》上，水磨河恰便“悬挂”在整个贵阳内城的西边，总体趋势由北向南注入南明河。因此，称其为“西溪”未为不可。

　　据今人韦廉舟《贵阳名胜古迹略览》记载，明代的“德化桥”沿革到当代，又称为“乔家桥”，今又讹为“桥架桥”。经实地考察，因历代复建或重修，该桥至今仍横跨在水磨河上，是今文化路上跨越水磨河的一座桥梁。

　　徐霞客实地考察后，对“太子桥”因建文帝而得名莫终于是。其实，早在他之前的129年，有一个人大概在正德四年的早春时节，也对该桥作了一番实地考察，并作了一首名为《太子桥》的诗。但是，这个人也只能发出“欲把桥名寻野老，凄凉空说建文年”的感叹。这个人就是王阳明。

　　徐、王二人对“太子桥”因建文帝而得名的纠结不为无因。据《明史·恭闵帝本纪》记载，建文帝朱允炆的父亲(即懿文太子朱标)去世后，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二十五年九月，直接将其立为“皇太孙”。朱元璋驾崩后，朱允炆于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辛卯日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建文。四年后，其四叔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成功上位，是为永乐皇帝，建文帝从此不知所踪。据此分析，建文帝朱允炆终其一生都不曾做过太子，而古老相传中“太子桥”却因其得名，岂非不得要领。

　　明嘉靖《贵州通志》记载，太子桥又名“杨公桥”。据该志卷四所载弘治末贵州提学副使毛科所作《杨公桥记》分析，太子桥曾于弘治十七年春毁于暴涨的小车河洪涛中。次年九月十六日，镇守太监杨贤视察该地，应当地父老之请，发起倡修该桥，并将桥址东移至百余步水势渐缓处。这就是133年后徐霞客看到的那座“太子桥”，也就是今天的“太慈桥”。士大夫感其德，因名“杨公桥”，但老百姓显然不买账，仍名“太子桥”。

　　徐霞客在太子桥作短暂停留后，又溯南明河一路向南行走，经今四方河往青岩古镇而去，其孤独而坚定的身影，逐渐消失在大将山脉的深沟大壑中。从此，他再没有回来过。

　　令笔者心潮起伏的是，380年前的农历四月十四日早晨，是今贵阳城内一个叫吴慎所的人家招待这位伟大而孤独的行者吃了早饭。若吴慎所有后人仍住居在今贵阳城内，那么“晨饭于吴”的悠远历史与现实之间，岂非远在天边，但却近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