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柳文坤

　　马上就是一年一度的月半节了，月半又称“中元节”、“鬼节”、“亡人节”我们土家人十分重视过月半节，其主要活动是祭祖。祭祖时要摆放刀头、豆腐和饭菜，装有酒的五个酒杯，炆香烧纸，以纸钱包封，写上已故亲人的名字，在屋外烧掉，并大声呼喊亲人，表示哀悼，以示敬送银钱。烧的包封月多，阴间的亲人就越有钱，自燃就越开心快乐，保佑阳世子孙的心就越重。

　　在乡村月半期间，常有一种类似蝗虫的蚂蚱从外面飞过屋内，老人们就会说：“飞来的这类东西是不能打的，它们是祖先的化身，是回家来看一看的，只能点香烛、烧纸钱把它送走。”，有没有道理，没人会去探究，反正千百年来大家都无不遵从，不敢违拗。父亲过世已经好几年了，每到月半节就会做好一桌饭菜，举行一个简单仪式，然后将封好的十二个纸钱包烧给他，祝他在阴间开心快乐，护佑我们一家人平安健康，万事顺心。父亲离开我们虽然好几年了，但每当想起父亲时，他的音容笑貌任历历在目，挥之不去。父亲对我们的爱是那么深沉、厚重，总是默默无声。在我八九岁的时候，他就是家乡一所中学的校长了。父亲对我们的管教特别严格，有一次，因为顽皮好动，我将父亲的 “上海牌表”时轮指针扭断了，导致手表成为废品，那时的手表非常的珍贵，是一般工作人员的半年工资。父亲暴怒之下，将我痛打了一顿。要是没有住在隔壁的杨老师听到打骂声赶来救援，不知道会是什么后果。我当时很倔强，躺在床上两天不吃不喝，不管谁喊都不理会。我认为父亲太绝情了，为了一块手表就将我往死里打。父亲急了，生怕我会出什么问题，他当时又忙着要去县里开会，就买了好多好吃的东西放在我床前，还托付杨老师照护我。经过杨老师的细心照护和讲清了手表的珍贵和重要，我也理解了父亲的举动。后来父亲说，你把我的手表搞坏了不要紧，可要是从小就养成这种坏习惯，什么都不知道轻重，长大了就会害了你自己。我情急之下打了你，是我不对，但你也要吸取教训，要懂得轻重，不能任意胡来。所以我从那时起就知道了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要讲规矩、知轻重不得恣意妄为。父亲读小学时，很爱学习上进，并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县中学，他在校的学习成绩也很好，特别是写得一手很漂亮的毛笔字。他中学毕业一年后，新中国就成立了，当时百废待兴，亟需大量的人才参加建设和管理，他们毕业的那一届学生在县里面来说是高级知识分子了，自然被看重，没多久，就都被安排工作，因为父亲的成绩好，被分配到小学当老师了。因为他工作认真，教学效果好，经常被评为先进教师，并且入了党，不久就被提拔为一所乡村小学校长。他把那所乡村小学管理得很好，教学成绩名列全县前茅，所以后来每个区所在地成立了中学，他就被任命为中学校长了。有一个中学老师，因为和学生谈恋爱被发现了，按照当时的校规，父亲作为一校之长，尽管那个老师很有背景，有许多人甚至一些头面人物都出面说情，在班子会上也有人反对，但我父亲坚持原则，硬是按照校规把那个教师从重处理，调离了教师岗位。文革时，他和全国带“长”字号 的人一样，被打成了走资派。我的家也被抄家，“红卫兵”们在抄家时，抄到我父亲的中学毕业证，而毕业证上有孙中山的头像，但盖的是青天白日公章。这就成为我父亲的一大罪证，加上父亲的家庭出身不好，更是罪加一等。那个被处分的老师一夜之间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成为响当当的造反派头目，在批斗会上，造反派们质问我父亲为什么要保存国民党的毕业证，是不是妄想变天，要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父亲哭笑不得，只能保持沉默。可是这一来，更加激怒了造反派们。他们对父亲拳打脚踢，后来还用麻绳将父亲吊到房梁上，问他认罪不，他依然一声不吭。直到父亲昏死过去，怕出人命，造反派们才将他放下来。那一刻，我们这些“黑五类子女”尽管气急交加，但也只能忍气吞声，以泪洗面。文革结束后，父亲才被恢复工作。父亲教育我们说，人要“善的不欺，恶的不怕!”、“硬要硬得像钢铁，软要软得像棉花!”父亲经常教育我们几姊妹说，你们都长大成人了，各自过好自己的生活，我不需要你们什么，你们也不需要望我给你们什么。父亲年老时患了帕金森老年痴呆症，吃饭时常常不自觉的流出长长的口水。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他都不上桌陪客人吃饭，他说一个人吃饭自在一点。只有我知道，父亲其实很爱热闹，很喜欢和客人边吃饭边聊天的，他是怕自己的不雅，影响我们和客人的食欲罢了。

　　父爱像大山一般深沉、厚重，总是默默无声，也像江海浪涛一样，深沉而亘久，具有强大的支撑力量。父亲离开我们已多年了，但是他对我们如大山一般凝重的关爱总是令我难以忘怀，他那如同江海一般绵长的期待，总是在我的心中缭绕萦回。承载父爱的厚重和期待，严格要求自己永远做一个有担当的人。我也将教育好我的女儿们，让她们成长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让老一辈的宽仁和慈爱在后辈们身上延续、发扬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