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推动贵州省现代化进程的省主席周西成
□龙长启
提起贵阳市老城区中心著名地标“喷水池”,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是要说喷水池之前还有一个老地名“铜像台”,除了上个世纪50年代以前出生的老人,年轻人可能大多数就不知道了。铜像台的建立,是为了纪念1929年(民国十八年)5月战死在关岭坝陵河边鸡公背的贵州省主席周西成。周西成死后,当时的贵州省政府在已撤掉的老城北门月城原址上,建高约1米、直径50余米的圆台,环以石栏,向东、南、西、北四面各开一门,筑台阶以通上。台的正中央,筑高约5米的像座,其上竖身着西服、面南而立的周西成铜像,以后这里便名为“铜像台”。贵阳解放后,1952年9月6日,贵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决议,拆除周西成铜像,改为街心花园,中有喷泉,称喷水池。从此,“铜像台”就离开了贵州的历史舞台。
周西成(1893-1929年)名世杰,字西成,号継斌。贵州省遵义府桐梓县人。出生于农民家庭,1911年,18岁的周西成从军后即参加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12月,贵州都督杨荩诚率黔军北伐援鄂,周西成担任杨荩诚的卫队正目。1912年2月南北议和、清帝退位。杨荩诚赴南京谒见孙中山,北伐援鄂黔军回黔。1913年,周西成入贵州讲武学堂学习,1914年担任贵州陆军第6团连长。1915年护国军兴,戴戡征川,率领熊其勋部黔军7000人赴成都。戴戡任四川省长兼四川督军、军务会办后,黔军进驻设在成都皇城的四川省都督府,时任连长的周西成随军驻守皇城。川军刘存厚部不满意外省军人执掌四川大权,决心驱除之。1917年7月,刘存厚继与滇军将领罗佩金的“刘罗”混战后,再一次发动了与黔军将领戴戡的“刘戴”混战。刘存厚会同川军将领田颂尧,率军向戴戡驻扎在皇城的黔军发起了突然袭击,戴戡、熊其勋率黔军残部撤至仁寿秦皇寺,被川军袭杀,周西成收集溃散黔军,自任营长,率一营人马突围回黔。
1921年7月,孙中山先生命黔军援桂,周西成营亦开赴柳州,归属第一混成旅。不久该旅内部意见发生分歧,旅长离职。周西成乘机以全旅伙饷无着逼走参谋长,随即将第一混成旅控制在手,自称旅长,并将表弟毛光翔擢升团长,桐梓老乡王家烈、江国璠、犹国材等皆委以营长之职。
1922年4月,孙中山领导第一次北伐,命石青阳在四川组织讨逆军。周西成率队入川,投靠石青阳,受委为四川讨贼军第三混成旅长,并由石青阳、王叔度介绍全部官佐加入中华革命党。周西成乘乱攻重庆,掠铜元局,满载而归;又收编了四川军阀杨森的一部分军队,得步枪一千多枝,实力更大为增强。1923年,周西成已当上了川军边防军第2师师长,毛光翔、王家烈等人皆已升为旅长。周西成又聚集了如犹国材、侯之担、蒋在珍、车鸣翼等一批骨干分子。1923年底以后,桐梓系盘踞黔北一带,由于一面在当地大力整顿交通,发展商务,设立兵工厂;一面从四川泸县等地按月得到“军饷若干元,军米若干石”的补给,实力迅速增强,终于形成虎踞黔北、黔西北与盘踞省城的滇军相抗衡的力量。
川战结束以后,贵州省主席袁祖铭曾派人对周西成进行笼络。周西成虽然拥有黔北、黔西北地区,但对兵多势大的袁祖铭始终心存恐惧,不敢长期结怨与他,同时又想借助他的支持来帮助自己夺取贵州军政大权。所以,当袁祖铭委托赖心辉向周致意的时候,周西成不但满口答应,还与袁祖铭结为儿女亲家,博得了袁祖铭的信任和器重。因此,1925年12月,滇军退出贵州后,袁祖铭遂通过北洋政府委任彭汉章为贵州省长,周西成为贵州军务会办。后因彭汉章未如袁所望,袁又在1926年1月通过北洋政府明令委任周西成为贵州省长。1926年6月1日,周在贵阳宣誓就职。不久,国民革命军自广州誓师北伐,周西成首先响应,国民政府于1926年8月任命周为贵州省政府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25军军长,1927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政府再任周为贵州省政务委员会委员、贵州省政府主席,兼任国民革命军第25军军长,军衔升至陆军上将。7月,国民政府特任周西成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其后两次连任。周西成将贵州军政大权夺到自己手中,桐梓系军阀集团在贵州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1927年(民国16年)4月,国民政府委任周西成为贵州省政务委员会主席,同时兼任国民革命军第25军军长。同年7月,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成立后,周西成倾向国民政府中反蒋介石的新桂系,并阻止国民党实力进入贵州。周西成任贵州省长的3年中,蒋介石曾两次派员赴黔办党均遭拒绝,对周西成恨之入骨。
投机革命参加北伐、首鼠两端的袁祖铭被第8军军长唐生智擒杀后,余部被编为43军。军长李燊是贵州贞丰人,号晓炎,1889年出生,早年入贵州陆军小学,毕业后投黔军袁祖铭部,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43军系贵州部队,各级官佐及大部兵员均系贵州籍,暂时驻扎湖南、湖北西部,人员补给需仰仗贵州。周西成不愿43军坐大,为了削弱李燊的实力,派人收买其部属,这就促使周、李矛盾更加尖锐。当时43军驻守宜昌,旅汉黔人主张周、李合作,共赴时难,进行了多方调解。周、李双方遂派代表协商,于1928年初达成了《周李协定》。该协定规定第25军和第43军在兵员、军费、武器、情报等方面互相支持。根据协定,两军在宜昌组织了联合办事处。但是,此协定不过是周西成的缓兵之计,不久,即被周西成撕毁。
蒋介石对国内大小军阀的策略是分化瓦解,拉拢收买,制造相互间的矛盾,使得两败俱伤,坐收渔人之利。周西成不让蒋介石的势力伸入贵州,蒋介石对此大为不满。就扶持周西成的死敌李燊43军入黔与周西成争夺贵州政权,酿成了1928年秋到1929年夏的周李拉锯大战。
在蒋介石的策动和支持下,李燊决定率军回黔倒周。1928年10月,周李之战(也称黔东之战)爆发,周、李两军开始在四川酉阳、秀山及黔东之松桃、铜仁带激战,李军战败,又在贵定石门坎遭到周军伏击,李燊负伤,遂向西退入云南,求援于云南军阀龙云。1929年4月,李燊在龙云的支持下,陈兵黔边,伺机反攻。周西成分三路迎击,自领一路从安顺出发,亲赴前线指挥。李燊亦分两路向盘县进攻,相继进战盘县、普安、花江等地。周西成率部进驻镇宁,见情势危急,亲赴鸡公背督战,不料被李部包围抄袭,在激战中周西成中弹负伤,落水身亡。5月28日,李燊率部到达贵阳,组成贵州省临时政务委员会。不久,蒋介石明令李燊为贵州省主席。退守黔北一带的周西成余部毛光翔、王家烈率军进攻贵阳,将滇黔联军赶出贵州。李燊见大势已去,遂将部队交予龙云,独自一人逃亡香港。到了香港不久的李燊一病不起,最后郁郁而终。在民间留下了“民国十八年,汉板十八圈,主席十八子,只做十八天”的民谣。周西成率兵执政,纵横江湖凡20年,洁身自好,立身清正,除了在赤水会办任上修了一个公馆于桐梓以备往来驻跸,在省长任上修了个世杰花园,作为省长公馆外,从未置过一分田土产业,并无一文存款。因其不蓄私产,以致“死之日,家无余财”,竟赖国府拨款,民众公葬。
周西成是近代贵州历史上很有作为的执政者,其为人称道的特出之处就是立身清正,廉洁奉公;伴随清廉而行的就是除恶务尽,惩贪不殆。早在执掌军政大权之初,周西成就立身持正,以身作则,以勤政爱民为民造福为己任。从1926年到1929年,周西成担任贵州省主席虽然只有短短的3年时间,但却励精图治,整顿吏治,发展经济为贵州的现代化建设殚精竭虑。
周西成就任省长之时,全省社会糜烂,盗匪横行,百姓涂炭,苦不堪言。周宣布就职时,明令“三个月内肃清各县匪患,逾期如有人在路被劫,由该县县长负责赔偿”。并立即出示布告晓谕全省,除常规的剿抚并用外,其第四条称:“商旅无论在何地被匪抢劫,不论被抢财物贵贱多少,概由当地驻军及政府共同赔偿,并渎职罪论处(责任人)”。布告一出,民众驻军一致行动,盗匪无处藏身,纷纷自首投诚。对于顽固者实行武力清剿,严加镇压。捉获匪首,押赴省城斩首示众。对于拦路抢劫汽车者,一经抓获,即将其系于车后,拖死为止。周西成还严厉惩处恶棍地霸,取缔赌博卖淫,以维护地方治安和社会风尚,自是全省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均大为好转。通过整理财政,统一财政管理、整顿税制调整税率、惩治贪腐,为百姓的生产生活营造一个安静和谐的环境条件,终于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实现了全省大治的良好局面。为当时贵州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条件,使其当政的年代成为贵州军阀史上经济上的“小康时期”。在推动贵州现代化建设进程上,周西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是贵州现代化建设的推动者。
其实,在清朝末年全国风起云涌的现代化浪潮中,贵州并不落后。1885年(光绪十一年),贵州巡抚潘霨创办了中国近代最早最大的官商合办的钢铁企业青溪铁厂,它是贵州历史上第一个规模大、实力强的近代工矿企业。这是当时中国唯一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近代钢铁企业。它比湖广总督张之洞1893年创办的湖北汉阳铁厂还要早三年。它对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和推动作用。这在贵州历史上也是值得回顾和称道的闪光亮点。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贵州巡抚林绍年首次派出151人出国到日本留学,又批准李端棻等呈请将原贵阳府中学堂改名贵阳中学堂,成为当时全省规模最大的中学,奠定了贵州教育发展的基础。1911年(宣统三年),著名的民族资本家华之鸿创办文通书局,以后又建永丰纸厂。1919年(民国八年),王文华与兄王伯群为改善贵州交通落后状况,建议修建柳州到重庆铁路,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也不失为贵州之先。但是,这些都比不上周西成,在执掌贵州军政大权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周西成创造了许许多多的贵州第一。贵州省的第一条公路、第一家电厂、第一个无线电台、第一家兵工厂、第一所大学、贵州历史上第一个运动会等等,无一不是周西成所建所为。
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明智的周西成清醒地认识到“要想富、先修路”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贵州面貌,疏浚交通畅达物流实乃当务之急,故此他视修筑公路为“开贵州之生路,辟全省之财源”的前提。紧紧抓住贵州全省的公路建设。1926年(民国十五年),就任省长不足三月的周西成启动了省城贵阳的环城公路建设,农历八月初三日,周西成亲率文武官员、中小学生,驻省城军队及筑路员工等数千人在贵阳头桥举行省城环城公路开工典礼。环城公路由头桥起,经黄土坡、鲤鱼田、威西门的兴怀园转竹叶林,紫林庵、金锁桥、晏家院、次南门的西舍,绕雪涯洞新桥、大南门油榨街,然后又折回马棚街,转老东门、新东门、红边门、六广门在兴怀园合路,又由头桥修经二桥至三桥。该路面宽三丈,环贵阳城全长20余华里,是贵州最早的正规公路。
周下令将路政局扩大为路政总局直接隶属于省政府。各县随之成立路政分局,着手修筑长途公路。规定“凡公路经过地方,由路政分局督敕各区,征集全县民工分段负责修筑,限期完成。”“动员社会各种力量参加筑路,命令各地驻军上路做工,还采取以工代赈办法,让灾民参加修路,筑路经费由省金库负责”全省上下闻风而动遵令而行,党政军民学工商全面动员,唯修路是从,“一时雷厉风行,勘测载道,路工塞途”。
当时周西成明令同时开修全省三条主干道。贵赤线:自贵阳经乌江、遵义、桐梓、温水、土城,而达赤水,以求与合江的轮运相接,全长400余公里。1927年(民国十六年)1月11日开工,次年4月27日,至桐梓段通车,通车里程220.61公里(后改走由桐梓经松坎、崇溪河入川,於1937年全线通车)。贵西线:自贵阳经清镇、平坝、安顺、镇宁、关岭、安南(1941年改称晴隆)、普安、盘县而达云南平彝,全长400余公里,1927年(民国十六年)3月开工,次年一月通车至安顺,长154.46公里。贵南线:自贵阳经龙里、贵定、都匀、独山而达麻尾,接广西南丹,全长334.67公里。1927年(民国十六年)春开工,自贵阳至甘粑哨段长121.5公里。此外,还修了陆家桥经麻哈(麻江)至下司的40公里陆下支线,贵阳至定番(惠水)的50公里贵番支线,开工了由清镇经黔西大定达毕节的280公里清毕支线。从1926年8月至1930年6月,近四年时间,贵州共修公路千余公里,大小桥梁150余座。周西成在世时就完成通车公路500余公里。当时及事后,曾有许多人质疑,问周西成刚接手一个一穷二白三乱的烂省,哪来的这么多钱修这么多公路?岂不是拼命搜刮民脂民膏,以填塞自己流芳百世的欲壑。其实说穿了,一点也不神秘。的确,当时的贵州,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全省上下,一贫如洗。岁入仅400万元,却要拿出500万元来修公路,似乎是个根本不可思议之事。原来,周西成是打了大烟的主意,他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课重税禁种大烟,借此征收了大笔税款;二是护商收费,借名武装保护过往商旅,实质是武装勒索过境鸦片,藉此也获得大量收入。所有收入统交省府设立的筑路禁烟罚金账户,其修公路的资金即全从此账户开支,并未向贵州老百姓摊派一文钱。
周西成除了创修公路之外,还兴办贵州的第一家电厂,点亮贵州的第一盏电灯;设立贵州的第一家兵工厂,造出贵州的第一支步枪;兴办贵州的第一个无线电台,极大地改善了电讯设施;设城乡电话局,建城乡电话学校,大力发展电话事业;兴办白药厂、造纸厂、造币厂、平民工厂、模范工厂,藉以解决平民就业及民用必需品的供应;开掘赤水盐井、兴办黔隆煤油厂、开采铜仁大喇洞朱砂、安南锑铅等矿;设立威水毕矿务总局,统筹三县矿务;增设各县实业局,“以努力于垦荒、森林、牲畜、蚕桑以及农产之振兴”。
文化教育方面,周西成创办贵州大学,设文、理、预科各一班,设土木工程经济医事三专科各一班(这是首次提出“贵州大学”的名称,至今贵州大学仍然将周西成1928年3月建立的贵州大学列入本校的历史发展阶段。);成立教育厅,改各县劝学所为教育局,严令各县教育经费独立,不准擅行挪移,大力兴办各县中学、兴办师范学校;着力推进体育运动,创办了贵州历史上的第一个运动会……周西成在贵州创造的第一之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足以称之为第一的第一。
但是,周西成毕竟只是一个带有封建独裁性质的地方小军阀,所依靠的骨干也只是自己的桐梓县老乡。从投军起,他便十分注意抓住一切可乘之机建立和扩充自己的武装力量。就在升任营长不久,他便利用同乡、同学或亲属等关系,分别委任毛光翔、刘楷森、江国璠、王家烈等人为连长。这样,便在他身边聚集了一群亲信,而这些人后来几乎都成了桐梓系军阀集团的骨干分子。他在集团的高级亲信中,周西成还排定了“群(毛光翔)、绍(王家烈)、佩(江国璠)、用(犹国材)”的继位顺序。桐梓系掌权后,大肆任用桐梓人,以致社会上流传着“有官皆桐梓、无酒不茅台”的谚语。周西成作为一个军阀,从一个士兵爬到了军长、省主席。他对军队和地方官吏的管理很严。对军队,规定各营都直属军部管辖,他直接管到营。这就造成了手下将领对他的依赖性。以至于在和43军李燊部的战斗中,周西成事必躬亲,率部进驻镇宁,亲赴鸡公背督战,被李部包围抄袭。在激战中周西成中弹负伤,落水身亡,年仅36岁。周西成虽然英年早逝,但是却为贵州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正是因为周西成主持建成了贵州省以十字框架为骨架的现代公路网,打下了西南川、黔、滇、桂四省公路网建设的基础。几年之后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退守大西南,贵州省已经建成的公路网连接四川重庆、云南昆明、广西桂林、湖南长沙。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以重庆为陪都,正是依靠贵州境内的川黔公路、滇黔公路、黔桂公路、湘黔公路,连通周边数省,以及史迪威公路,形成一条畅通的国际交通线,在枪林弹雨中为中国抗日战场运送急需物资,被称为“抗日生命线”。贵阳作为交通中心,与政治中心重庆、国际中心昆明、文化中心桂林一起被称为偏居西南的国民政府的“四大中心”。
当时在滇黔公路上险峻的晴隆县境内就驻有一个美国工兵营,晴隆县境内的“二十四道拐”被美军随军记者拍照后,作为封面发表在当时的美国杂志上,阴差阳错的成了国际交通线史迪威公路的标志。60年后,云南省抗战历史研究学者戈叔亚为寻找史迪威公路的标志二十四道拐,手持照片,足迹踏遍云南、缅甸、印度从昆明到利多的史迪威公路和滇缅公路,均无所获。还是偶遇贵州省的汽车驾驶员,询之才得到“二十四道拐”的确实信息。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周西成并不是完人,但是,他主持开创的贵州现代化建设成果,使贵州省全体人民受惠;他所主持建成的贵州省现代公路网,前瞻性的解决了抗战时期大西南的交通困境,更是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