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女交通员朱文起

□文/图 王贞勤

　　在位于山东菏泽市丹阳路的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展厅里，各类参展文物中有一件十分特别，它是一只小小的针线包，别看它在满眼刀枪炮的革命文物中那么不起眼，但在抗日战争时期却发挥了重大作用。它的主人叫朱文起，是一条看不见的战线——情报战线上的巾帼英豪。当年，这个有着一双“解放脚”的农村大婶，靠这只小小针线包做掩护，为我党我军传送了大量机密情报。

　　讨饭大婶成为我党地下交通员

　　1941年冬天的一个傍晚，阴沉沉的天空中飘荡着鹅毛般的雪花，鲁西南定陶县城北5公里的游集村很快披上了一层银装。村西头一处破落的院落外，忽然响起几声清脆的敲门声。

　　“谁呀?”院内传出一个中年妇女有气无力的声音。

　　“四婶子，我是文斋，快开门!”来人压低声音，略显急促地回答说。

　　“哎呀，原来是大侄子!”院门很快打开了。来人看了看四周，闪身进了院子。

　　“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看衣服上都是雪，快打打，我给你倒杯水暖和暖和!”“不用了四婶子，我有个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快说吧，咱们一家人还有什么不好说的。”

　　来人叫游文斋，也是游集村人，1916年生，1938年5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次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6月任中共定陶特支委书记。他带领全县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积极从事政权建设和武装建设，对日伪展开尖锐的军事政治斗争。

　　到1941年下半年，随着日伪军的多次残酷“扫荡”和接连不断的天灾，定陶的抗日形势也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革命越困难越离不开情报工作，游文斋等共产党人知道情报工作的重要性，一直都在大力加强情报工作。日伪军自然也非常清楚情报工作的“厉害”，一双双贼眼天天都在搜寻共产党的地下情报交通员。因而，定陶的情报工作屡屡遭受敌人的破坏，几个男交通员不是被捕了，就是牺牲了，最后一个杜克敏被敌人抓住残酷活埋了。定陶特支委的情报工作一时陷于瘫痪状态。

　　定陶特支委和游文斋费尽周折，再也找不出合适人选了。这天，游文斋半躺在床上，心中又在“合计”这个问题。忽然，他一拍大腿猛地站了起来，径直找到特支负责情报统战工作的国耕宸和单肖岩两位同志。一见面，他就高兴地对他们说：“这个人选我总算想到了，我四婶子——朱文起!”

　　朱文起出生于1905年，20岁时嫁给游文斋的四叔游兰馨为妻，先后生下了儿子游泮元、游泮弟和女儿游泮芳。不幸的是，游兰馨在1940年死于饥荒。朱文起独自一人抚养三个孩子，极其艰难，一年大半年时间都领着孩子在外乞讨。虽然一贫如洗，但她为人刚强正直，颇具正义感。因为游文斋参加了革命，家族中人都没少遭受过牵挂和连累，她不仅没有说过一句怨言，还一直鼓励侄子跟着共产党好好干。游文斋也经常利用各种时机对她进行启发教育，说只有在共产党的带领下，才能推翻强压在中国广大劳苦大众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国人民才能真正建立起有吃有穿有自由的新国家。朱文起很快就提高了觉悟，曾不止一次对游文斋说过，如果有用的着她的时候，尽管说。

　　游文斋在考虑地下交通员的人选时，朱文起为何会突然蹦进他的脑中了呢?一来是她已经初步具备共产党员的思想觉悟;二来她是一个中年妇女，虽然实际年龄还不到四十岁，但岁月的沧桑已在她的脸上刻满皱纹，看起来足像一个五十岁的老太婆了。敌人可能压根儿也不会想到，一个经常外出讨饭的老婆子怎么会是共产党和游击队的地下交通员;三是她做人办事向来干净利落，不仅能说会道，人也非常机灵;此外，她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有着一双当时妇女很少见的“解放脚”，她又四处讨饭走惯了，因而传送情报走起路子来根本不成问题。再者，朱文起前一段时间带着孩子去徐州讨饭了，他听说前几日刚刚回到家中。

　　国耕宸和单肖岩听游文斋说完朱文起的情况，也都立马叫好，说：“男同志干交通太危险了，如果四婶子同意干，倒是一个好人选!”游文斋说：“这个工作就由我来做好了。以我对她的了解，应该问题不大!”

　　朱文起一听游文斋说明来意，犹豫了片刻，说：“我可是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啊!能行吗?”“行，这个工作同您识不识字没关系，您只有胆大心细、不怕跑路子就行了。另外，这个工作也挺危险的……”“那就好，这个工作我接了，你们年轻人都不怕危险，我这个老婆子还怕啥?我也看准了，不把这些坏东西赶走，没有咱老百姓的好日子过。文斋，你说咋办吧，婶婶今后听你的!”

　　“那好，婶子，我就代表党组织谢谢你了……”游文斋心里一热，两眼很快就湿润了，眼泪差一点没有流出来。

　　接着，游文斋将朱文起的情况连夜向鲁西南地委作了汇报，地委马上批准了这一人选。从此，朱文起就以讨饭和卖针为掩护，正式挑起了定陶特支(1942年春改为县委)和鲁西南地委及地委敌工部的地下交通员的重任。

　　小小的针线包藏着大情报

　　没等着厚厚的积雪开化，朱文起就挎起讨饭篮子上路了。这一次，她的“行头”比以往多了一样东西——针线包，别小看了这个小小的针线包，定陶报送鲁西南地委的一份秘密情报就藏在其中。那时候，妇女有针线包很平常，也不会引起别人注意，很适合把字数不多、纸张不大的情报藏在里面。

　　前面就是日伪军的岗楼了，朱文起想起游文斋他们的特意嘱咐：这时候一定不能慌张，越像往常一样自然越好，不少交通员就是因为见了日伪军心神不定和胆怯而被看出破绽的。她稳了稳神，若无其事地继续往前走，一个歪戴着帽子的伪军斜着眼睛瞅了她一眼。她心说，这个时候，千万不能躲避这个杀千刀的目光，就瞪起眼珠子向那小子“回敬”了过去。

　　那小子倒有点下不来台了，骂到：“这个老娘们，我瞅她一眼还不高兴了。讨饭有出息了不是……”他好像要急于把她打发走，草草翻了一下篮子，问针线包里装有什么东西，朱文起就顺势拿起针线包，并从中快速拈出几根明晃晃的纳鞋底大针来，朝那小子眼前一晃，那家伙吓得往后趔趄一下身子，不耐烦地摆摆手：“快点滚吧!”到了地委驻地，她通过暗号接上头后，从针线包中取出情报交给了地委。

　　第一次传送情报，没想到完成的这么顺利，回来的路上，朱文起一脸的轻松，甚至哼起了小曲，自打丈夫去世后，她已经多年没有这么开心过了。她回到特支把过岗楼的情况一说，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都夸她机智。后来，她又接连在特支和地委之间传送了几次情报，均出色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1941年底，定陶特支根据朱文起的表现，批准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朱文起举行了庄严的入党仪式后，游文斋严肃地说：“朱文起同志，从今以后，你不仅是一名情报交通员、革命战士，更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了。”朱文起顿觉一股暖流涌进心房，脸上洋溢着无限喜悦，她充满信心地说：“放心吧!我豁上这条命，也要把党交给我的工作干好。”

　　1942年春，定陶县委成立后，朱文起除继续和地委、地委敌工部保持联络外，还经常来往于县委和县内各支部之间。当年5月，抗日县政府武装科成立了，她又担负武装科以及县大队和鲁西南军分区的联系。她昼夜奔波于根据地和敌伪统治区之间，每天奔波五六十公里是家常便饭，以惊人的效率和毅力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任务。不久，县委就以朱文起为骨干，在全县重新建立起一个更健全也更周密的情报网络。

　　1942年9月，县委安排朱文起往日伪军占据的定陶县城运送一批革命传单。那时，不管男女老少进城都要有“良民证”，还要被伪军搜身和盘查。朱文起将传单放在篮子的最底层，上面放上一些青菜和鸡蛋，装作要赶集的样子。

　　过城门岗哨的时候，她见日伪军盘查的紧，就早早地就亮出“良民证”，老远见了日军就连连鞠躬，还同一个正在盘查他人、听口音是本地人的伪军“攀起”亲戚：“大兄弟，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你大姑家的本家堂嫂子啊，你那次走亲戚咱们还说过话来着。”那名伪军被 “唬”的一愣一愣的，俗话说得好，“伸手不打笑脸人”，这家伙没办法，嘴里只好被动地应承着。

　　朱文起见时机已到，隔着前面等候的两三个人，就把菜篮子递到那名伪军面前：“大兄弟，我还有点急事，先检查我的，一定要好好看看啊!”那名伪军被这名“亲热”无比的“亲戚”给迷惑住了，怕她真的是姑姑家的亲戚，若得罪了将来再见面不好说话，就 “徇私”先把她和她的菜篮子给检查了。当然了，既然是“亲戚”，哪能检查很仔细了，他稍翻了一下菜篮子，就一挥手让她进城了。当天夜里，城里的地下党组织就把朱文起送来的这些传单贴了好多地方，搞得敌人惶惶不安。

　　1943年夏，游文斋交给朱文起一份县委的紧急情报，要她务于第二天天黑前把情报送到地委。这次，因为情报纸页多，针线包放不下，朱文起把情报折叠整齐后藏在贴身内裤的口袋里，换上破衣服，挎上破竹篮，拿上那个带有豁口的破碗，再拿上一支打狗棍，装扮成乞丐又上了路。

　　这一路上，敌人盘查的极严，她还没有走出定陶县境就已被检查搜身两次了。她感到这一次与众不同，不由得提高了警惕。在经过定陶与菏泽交界处的一个敌岗楼时，她和行人被四个伪军挨个盘查搜身，她的破竹篮也被翻了个底朝天，甚至那两个地瓜窝窝也被捏了个粉碎。接着，伪军将她的衣服口袋也被翻了个遍，一无所获。

　　敌人不死心，又把她“请”到炮楼内盘问。原来。因为朱文起经常来往于这条路，已引起岗楼伪军的怀疑。敌人要她说明经常从这里过都干些什么，并威胁说，如不说实话，就把她送交日军。这时，朱文起一把鼻子一把泪的大哭起来：“你们有种上战场上打去，欺侮我这要饭的老婆子算什么本事。”哭闹了一阵，敌人看没什么破绽，只得把她放了。

　　朱文起完成任务后，又带来了地委转交县委的急件，为了安全，她不能再从原路返回了，只好等到夜里，从封锁沟中爬过去。深夜里，她把文件放在篮子里，一只手扶着篮子，把篮子顶在头上，试着水的深浅，在水至齐腰深的封锁沟内摸索着艰难的前进。她靠着执着的信念和坚强的毅力，艰难连过两道封锁沟。天亮后，她藏在一个草垛里把衣服晾干，然后返回县委，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一双腿跑出我军一个又一个胜利

　　既然是战争时期，自然少不了传递战斗情报。朱文起在定陶县区武装和军分区之间来回奔波，传递了一份又一份重要情报，为我军取得一个又一个战斗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3年6月24日下午，我党打入定陶日伪军的地下情报员，搞到一份日伪军一个中队次日要去田集区“扫荡”的情报，就通过党组织的关系将情报交给了朱文起，要她务必在当天晚上将情报送到田集区游击队。朱文起藏好情报，挎起讨饭篮子又上路了，她一路攀越了三道封锁沟、闯过了两道敌哨岗，终于在晚饭时间将情报送达了目的地。

　　游击队了解到这一敌情后，立即组织一个爆炸组，将地雷埋在田集村北通向村内的两条道路上。次日，敌人进犯到离田集还有500多米时，突然遭到冷枪射击，就纠集兵力向游击队发起进攻。进入游击队布下的地雷阵后，随着地雷的爆炸，日伪军乱成一团，纷纷向后逃窜，在逃跑的路上又不断遭到埋伏在路两边青纱帐中的游击队员的袭击。此次伏击，打死打伤日伪军18人。此后，日伪军再不敢轻易出城“扫荡”了。

　　日伪高庄据点是位于定陶城西南同菏泽、曹县三县交界处的一个大据点，共有五个炮楼，三县共140多名伪军在此驻守。该据点是敌人渗入到定陶抗日根据地的前哨据点，它不时趁我军主力外出作战时进入根据地进行破坏、骚扰，有时还抓捕和杀害抗日干部和群众。定陶县委和县大队一直想拔掉它，因担心该据点北边仅仅二三十公里远的驻菏泽日伪军会随时赶来增援，而一直找不到机会。1944年2月20日下午，朱文起从军分区取来重要情报，驻菏泽日伪军1000余人当天一早就去菏泽北边100公里外的梁山县“扫荡”了。定陶县委和县大队决定抓住这一时机，拔掉高庄据点这颗“钉子”。

　　当天晚上，定陶县大队500余人参加了这一战斗。战斗打响后，县大队迅速打开了高庄据点的四个炮楼，缴了定陶、曹县两个汉奸队的枪支。这时，只剩下菏泽汉奸队仍凭中心岗楼顽固反抗。县大队继续攻击，经过大半夜战斗，中心炮楼又被攻下。这时天色即将放亮，县大队决定及时撤出战斗，战士们将炮楼的物资全部装车拉走，把炮楼放火烧毁。果然，这时菏泽只有少量日伪军在留守，尽管知道高庄据点被攻击，也不敢出城增援，只好派人去梁山送信，等日伪军大队骑兵赶到高庄据点时，看到的只是一片废墟……

　　最精彩的还是在歼灭大土匪、汉奸王子杰的战斗中，朱文起的情报工作发挥了巨大作用。

　　“天上有个老天爷，地下有个王子杰”，这是抗战时期定陶一带群众的口头语。王子杰是定陶县陆弯村人，兵痞、土匪出身，一贯烧杀抢夺，无恶不作，人称“王二天爷”。1943年，他被国民党任命为定陶县长和保安15旅旅长后，不仅不抗日，反而专同共产党、八路军作对。1945年初，王子杰公开投靠了日军，为了讨取日军的信任，更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欠下定陶县抗日军民无数血债。

　　1945年春，鲁西南军分区决定集中17、18团和菏、定、曹三个县大队，决心要铲除王子杰这个心腹大患。当时，王子杰部有3000多人，装备又好，我军在实力上不占优势，要消灭他，必须对其内部的情况特别是兵力部署了若指掌。王子杰的警卫排长秦锡爵是我党安插在他身边的情报人员，获得情报问题不大，问题是怎么把情报传递到军分区。这时，组织又把这一艰巨任务交给了朱文起。

　　于是，朱文起扮作媒婆来到王子杰驻地，找到了秦锡爵的住处。她发现秦锡爵的屋里坐满了王部军官，就机智地说：“锡爵，那门亲事，你到底愿不愿意呀!”秦锡爵脸一红，引得军官们哄堂大笑。他急忙走出屋，把朱文起领到西房，将王子杰兵力布防情报交给朱文起。

　　1945年4月5日一大早，我军根据朱文起送来的情报，将王部四个团包围在了定陶县裴河、谢庄一带。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我军内部出了叛徒，头天晚上偷偷送信给了王子杰。尽管此战消灭王部2000多人，但还是让王子杰带着1000多人冲出了包围圈，打乱了我们一举全歼的计划。王子杰怕再受到我军打击，率残兵败将退到日军据守的定陶县城。日军对反复无常的王子杰也充满戒备，不敢放他们入城，命他们驻守四关。我军随即将四关包围，并向城内开火。城里日伪军误以为王部向他们进攻，就登城射击王部。王子杰怕鬼子收缴他们的武器，率部东逃，路上又被我军消灭了一部分。天亮后，王子杰方知上当，赶紧派人与日军说明实情，又缩回了城关。

　　接下来，朱文起按照军分区的指示，又以要饭为掩护，来到定陶县四关侦察，最终找到了王子杰在南关的新住处，并将这一情报交给我军。我军再次夜袭定陶。谁知，狡猾的王子杰在夜深人静时已带少数警卫人员跑到北关去住了，这次行动又没能抓住他。如此两回，王子杰疑心更重了，行动更加诡秘，消息封锁得更严，几乎与外界断绝了联系。朱文起就安排女婿打入王子杰内部，然后再以找女婿的名义前去王部，摸清了王子杰的行踪，但这次又被他溜掉了。

　　几日后，王子杰率残部悄悄隐藏到定陶城北二十几里的常店村。当天晚上，秦锡爵以巡查岗哨为名，骑马疾驰到附近的邵楼村，将情报交给地下党员孔耀坤，并请他转交给朱文起。朱文起这天白天传送情报已经跑了四五十公里，已经累的够呛了。她夜间10时左右接到情报后，二话没说，立即直奔25公里外的我军指挥部。她知道这份情报的重要性，几乎一路小跑着过去的。因为疲劳过度，她路上跌倒了好几次，每一次都是挣扎着站起来后继续往前跑。凌晨1时许，她终于将情报送到目的地后，就一下瘫软在地，再也爬不起来了。军分区政委刘星含泪同警卫员一起将她抬到床上休息后，马上集合部队，黎明时分包围了常店，终于擒住了王子杰这个恶贯满盈的杀人魔王，将其公审后枪决。随后，地委、军分区召开庆功大会，给朱文起记特等功一次。

　　解放战争时期，朱文起根据组织安排离开了情报战线，从事妇女工作。这期间，她将儿子游泮元、游泮弟先后送入人民军队，兄弟俩从此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全国解放后，朱文起先后任县区妇联干部。1955年，朱文起以自己文化水平低、要把职位让给水平更高的同志为由，响应党的号召，退职回家，先后任游集大队妇联主任和林场护林员等职。她的孙子游全文至今还记得，他小时候曾因偷吃了大队林场的一个苹果，被奶奶打了一顿。1982年10月，朱文起病逝，享年7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