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臣谭钧培的“知仁勇诚”(上)

□陆景川

　　清代著名史学家俞樾在《谭中丞奏稿序》中誉评谭钧培：

　　“公所至之处，察吏安民，整纷剔蠹，莅一郡则一郡治，莅一省

　　则一省治，此公之克勤厥职也。地方之利病，吏治之得失，僚属至贤否，将士之功罪，侃侃言之，无所隐饰，此公之办事认真也。”

　　俞樾(1821—1907年)，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道光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河南学政。一生治经子，通古文假借，于小说戏曲颇有研究，又喜做笔记，搜罗甚富，包含着若干关于学术史、文学史的资料，亦工诗词。所撰各书，总称《春在堂全书》，共二百五十卷。时为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系当代红学家俞平伯祖父。

　　《谭中丞奏稿》是清末云贵总督、云南巡抚谭钧培去世后十年，由其两个儿子将其生前各种“奏议”编纂而成，计十二卷。俞樾为该书作序时已是八十四岁的老人了，因抱病在身，故担心“笔墨颓唐，惧不称斯任”。而且他已为谭钧培作了四千余字的碑文，事迹详备，如果再作序文，恐怕难免赘言。可是，阅览“奏稿”后，他的病态为之一轻，全身如沐春风，精神振奋。因为，这部“奏稿”篇幅硕大，资料宏富，记载了谭钧培任职期间云南政情民生、重大历史事件，系统反映了谭钧培重视民生、开明务实的治滇思想，全面记录了谭钧培的治滇实践。同时保存了大量水、旱、火、虫、地震、瘟疫等灾害纪实和丰富的社会史料。该书是一代名宦谭钧培“宣力边疆，克勤厥职”的真实写照。它还整体地反映了云南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情况，是学者研究晚清云南的第一手宝贵资料，同时也是地方资政、借鉴的重要著作。由此，俞樾思想激荡，文思泉涌，一挥而就，为“奏稿”写下了一千余字言约事丰的序文。

　　谭钧培，字宾寅，号序初，道光八年(1828年)诞生于镇远县城平昌园(今大菜园)一个世代耕读人家。童年得父亲谭人杰亲自授课启蒙，饱猎诗文，影响至深。后入县学治学，因勤学好问，刻苦努力，深得先生赞赏。他在攻读经史等治世典籍之余，还涉猎兵战丛书，为他后来从政治军打下了基础。

　　作为文化古城的镇远，不仅给少年钧培知识涵养，还以其厚重的名胜古迹熏陶其心灵。在钧培家后面的石屏山上，有一座寺庙，庙里供祀着白起、王翦、廉颇、李牧四个战将。望着这些威风凛凛的古代名将塑像，少年钧培时常升腾万丈豪情。而站在古城城垣上，看远山近水，烟雨蒙蒙，脚下民居，鳞次栉比。此时，吟诵着明代镇远知府张守让题于城墙上的“谁将屏障依云开，凿壁当空抱郡回;自是皇图天外壮，长城拥出日边来”的诗句，又让他顿生遐想，寄梦未来。更为刻骨铭心的是，在去学宫的路上，都须经过吉祥寺和忠果祠。每过寺祠，他常常驻足参谒，缅怀英烈。忠果祠，是为纪念云贵总督甘文焜而修建的。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反清，杀云南巡抚朱国治、贵州巡抚曹申吉。甘文焜闻变，急忙由贵阳奔赴镇远组织应对，欲以镇远守军阻击叛军，谁知镇远守军暗中早已归顺三桂，仓促之间甘文焜一行突进吉祥寺，被叛军团团围困。叛军劝其投降，甘怒斥：“封疆大吏，当死封疆事，至此无可为矣!”

　　说罢，肃整衣冠，翘首仰天，朝北跪拜，先手刃其子，然后自刎，随从和善、雅良亦自杀，在吉祥寺内演绎了一出惨烈悲壮的场面。平定吴三桂后，甘文焜获康熙皇帝赐谥“忠果”，镇远府为其立“忠果祠”。甘文焜这段“生为人杰，死为鬼雄”的慷慨故事，深为少年钧培感动与敬仰，以至影响其终生。巧合的是两百多年后，谭钧培也当上了云贵总督，在政坛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咸丰九年(1859年)，钧培刚逾而立之年即乡试中举。同治元年(1862年)，赴京会考，荣取进士，旋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后两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同治八年(1869年)，出任江西道监察御史，后历官江苏常州知府、署理徐州道尹、安徽凤颖六泗道尹、山东按察使、湖南按察使、江苏布政使兼漕运总督、署理江苏巡抚兼管苏州织造与巴西换约代表、湖北巡抚、广东巡抚、云南巡抚直至云南总督等。在几十年的官场宦海中，干出了有声有色的卓著政绩。

　　一

　　光绪四年(1878年)，谭钧培署理徐州道期间，正值河南大荒，灾民纷纷南逃，涌入辖境之内，徐州一时“四野骚然”。面对如此景况，他一面速派人工修葺废弃旧垒，一面筹措钱粮，迅速解决了灾民的住行衣食问题。其时，徐州盗贼猖獗，危害治安。钧培有力应对，日夜训练强吏精卒，歼除其首领，解散其党羽，再派轻骑巡逻四乡，震慑盗匪。在如此打防结合重举之下，徐州社会治安日趋好转，百业恢复兴旺繁荣。他还以民生为重，经常微服私访，劝课农桑，鼓励生产。而对于某些顽民偷种罂粟的不法行为，则毫不留情，予以打击。因政声卓尔，是年秋，奉朝廷之命，钧培赴京晋见，获两宫太后、光绪皇帝“办事认真”的褒奖。

　　光绪五年(1879年)六月，钧培任江苏布政使兼署漕运总督。时值初夏，连日骤降暴雨，淮河流域洪水泛滥，洪泽湖波涛肆虐，江北运河七百里沿岸数十处堤坝溃塌，百万民众陷入威胁。面对环生险象，他不顾个人安危，亲赴抗洪抢险第一线，果断采取措施，调动指挥马、步各营数千将士，顶风冒雨抢修大坝，加固河堤，引洪泄流。同时针对实情，调配水师，护卫船队，领航疏导，昼夜抗洪，几经拼死鏖战，终于抵御了洪涝灾害，使成千上万无家可归灾民得到安置和救助，这一震惊苏北的赈灾善举深得民心，其功德为人传颂。时任兵部尚书彭刚直为此奏疏嘉赞钧培“莅事未及三月，壁垒一新，刚毅严明，可堪重用”。

　　是年九月护理江苏巡抚时，他见战后人心不定，生活不安，社会不宁，暴尸不葬，恐发生瘟疫泛滥，殃及平民百姓。即将实情禀告朝廷：“吴中兵燹之后，元气未复，人心渐离。如葬亲以三月为期，例也。而愚民惑于风水，往往亲殁数年不葬，败轊罗列，尸骸暴露，其气外泄，疫乃滋生。”并积极采取措施，传令各地添置义地，设立善堂，以待无主尸棺及无力营葬者。他的处理举措，受到朝廷重视。而对于各地烟馆、赌馆、妓院泛滥等有伤风化的陋习，则严令查封禁止。如此恩威并用，没过多久，全省风俗人心，日趋于正。

　　光绪十二年(1886年)五月，钧培擢升广东巡抚，十一月在赴任途中接旨改任云南巡抚。云南地少民贫、战事纷繁、人民生活极为困苦。面对省情民事，他上奏朝廷免除因灾荒拖欠的钱粮，暂缓增加田赋，在各地买谷储存备荒，鼓励农民勤耕细作，丰收之年按章纳税交粮，歉收之年据实减税减粮，受灾之年税粮全部免征，此举深受农户的拥护欢迎。

　　光绪十八年(1892年)，云南遭受天灾人祸，次年又水涝灾害殃及三十余个府州县，钧培心系百姓安危，率领各地官员四处筹赈，齐心救济，组织民众，抗洪抢险，抵御水患，使受灾民众的损失得到有效减少和缓解。

　　云南虽然盛产食盐，但作为重要产业的盐业生产却经营不善、停滞不前。为此，他及时采取相应对策，制定规章，清理盐池，改善设备，固定井员，提高产量，保障运力，监管市场，终使濒临困境的盐业生产迅速恢复，并逐渐兴旺，造福边民。云南又是产铜富地，为完成朝廷铸币指令，他派遣部分刚直精干官吏到各铜矿区，整顿矿序，清除“蛀虫”，更新铸造设备，提高制作工艺，并亲自拟定铸币新章，派人到现场监督开炉铸造，提前完成优质铸币数额，使贸易顺达繁荣，受到朝廷嘉奖。

　　二

　　同治八年(1869年)，谭钧培出任江西道监察御史，旋任光禄寺事务，专门为朝廷备办筵席，负责分送祭肉，供给官员、使节食物等。两年后督理京师五城街道。巡视期间，他有感于京师铸造的银两成色低劣，即严禁流入市场。那些铸银的不法商人获悉后，以为此乃谭公故作姿态，以谋私利。他们即重金出手，贿赂钧培。面对黄金白银，钧培不为所动，严词拒绝，使其望而却步。事后钧培默想，此等不法商人如此胆大妄为，其背后一定有利益集团操纵，若不加大打击力度，势必扰乱首都的金融秩序，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他断然颁布禁令，坚决打击以身试法者，从而有力遏制不法行为，维护了京师的金融市场。

　　光绪四年(1878年)五月，钧培初任江苏布政使时，前任留用的门丁、班役染有索要门包(红包)受贿的恶习。他到任后，就果断向各地府州县颁布“本台署拒受门包”令，以铲除这种败坏官风之行为。一天，省属上海知县前来使司衙门求见，而门丁对“拒受门包”的禁令置若罔闻，照旧向知县索要红包。知县申述已接谭大人拒受门包手令，故而未带，蒙请传报。门丁却傲慢无礼，强词夺理：“门包乃门丁生活所需，不给门包，概不传报。”

　　见此恶丁，知县急中生智，快步冲向堂鼓击捶。钧培闻鼓升堂，召见上海知县，问明击鼓缘由，乃知门丁不顾禁令仍索门包。钧培大怒，着令将门丁即刻开除，发回原籍交县惩办。谁知第二天，司署全体门丁班役竟集体罢工，与藩台对抗。面对如此灯下黑恶，钧培毫不退让，他果断斥退这帮门丁班役，另选良人顶替，终于刹住了身边人员索贿的腐败行为。从此，江苏官场正气大振，百姓拍手称快，直呼“谭青天”在世。

　　而云南地处西南边陲，地域广阔，物产丰富，但因治理无方，贪吏横行，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各地景象极为萧条。钧培到任后，着布衣蓝衫，四处奔走私访，如实掌握了各地社会经济情况，及时将实情和整治方案上奏朝廷。在光绪皇帝支持下，他对云南进行全面整顿治理，大胆查办一批贪腐官吏和不法奸商，除剿多起兵变匪乱，很快稳定了复杂局面和社会治安。他还严禁官吏侵民扰民，打击社会丑恶现象，即便是对侵吞盐税的民族土官亦毫不手软。其时境内有一黑恶土官叫黑井提举，在任八年中竟侵吞税银十余万两。钧培接到举报后，立即派员明察暗访，在掌握确凿证据后，奏准对其革职下牢，并索回赃款。此事震动全滇，有效地遏制了土官流官中的贪腐行为。同时，对于那些活跃于云南、广西及越南、缅甸的走私犯，钧培也申明通商条例，严厉打击越境走私，有效保护了合法的内外通商贸易。

　　对于自身清廉，钧培更是严以律己，不忘初衷，时时警醒。光绪十一年(1885年)，钧培因政绩卓著，升任湖北巡抚，并第二次进京晋见皇上。太后赐其“一品官服”与私宅，光绪帝还亲笔书写“中丞第”赐奖。回来后，虽然奉旨建宅，但他也没有丝毫逾越常规，仅仅把它建成具有特色的高封火墙四合院，而且还把坐北朝南的大门开在东南角上，当地俗称“歪门斜道”，充分体现其内敛警醒的儒家思想。对于自身子女，他更严格要求，绝不放纵。故其子孙多有建树，其长子启宇，获候补道员;次子启绪，中举后为候补知府;三子启瑞，光绪十八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侄子文鸿为光绪十九年进士，入翰林院授编修。其时，谭氏一门三翰林，被传为佳话。

　　钧培终其一生，高官显宦几十年，始终严于律己，廉洁奉公，整肃政纪，严惩贪腐，使其所治属地，政通人和，气象更新。

　　三

　　谭钧培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身处帝国主义对我国鲸吞蚕食、瓜分豆剖年代。但他与那些恐外媚外的封建官僚截然不同，为了维护民族尊严，他以抗御外侮的民族精神，妥善处理不少涉外事件，赢得朝野人士普遍赞誉，也凸现出贵州士人刚直磊落、耿介不阿的山骨文化特征。

　　同治十年(1871年)，谭钧培督理京师五城街道时，正是外国传教士大举登陆中国之际，不少传教士意欲以宗教来推行文化侵略。洋人们看好了北京琉璃厂所处的黄金位置，企图在那里建立教堂。消息传到钧培的耳里，出于捍卫民族尊严和对奴育文化的抵制，他予以坚决地拒绝。

　　同治十二年(1873年)，钧培任常州知府时，还遇到了宜兴捣毁教堂案。当时全省官署大为震动，民众亦惶恐不安。这是个涉外事件，稍有不慎或处理不当，后果极为严重。要么会引起国际事端，招来外国抗议，甚至威逼入侵中国;要么朝廷受辱，被国人指责崇洋媚外;亦或无意违逆圣上，丢掉乌纱帽，且招来杀头之祸。而当时的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官场与社会又出现了“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的怪圈。面对如此世态乱象，钧培沉着应对，他想此事的处理既要维护民族尊严，也要明辨是非，重视证据，以理服人，方为上策。于是，他派人四处打探，查清事情原委。面对洋教士的恐吓和敲诈，他不亢不卑，剖明曲直，并用铁的事实说明事端始末。最后他裁定，此事因外方洋人引起，理该外方后果自负。面对事实真相，外方理屈词穷，俯首认输，终于得以息事宁人。他的查处结果，既使外国神职人员理负服输、心悦诚服，又使朝廷赢得国威、圣上宽心，更使百姓扬眉吐气、民心大快。

　　光绪七年(1881年)九月，钧培奉命担任与巴西国换约大臣，这是他第一次代表国家处理外交事务，充分说明朝廷对他的信任。结果他也不辱使命，胜利缔约。

　　巡抚云南后不久，他就赶上一起越南难民越境寻衅事件，面对突如其来的事端，钧培当机立断，因势利导，将越难民遣送至猛喇一带作妥善安置，顺利平息了越民的骚乱。

　　光绪二十年(1894年)，法国欲出兵入侵云南，危害中国边民。钧培义愤填膺，立即下令加强战备，迅速增兵加强边防，他还亲临前线视察，督促修碉堡、筑工事、查岗哨，并责成开化镇官兵坚守要塞，在边界昼夜巡逻。由于众志成城，迫使法军不敢轻举妄动，坚决保卫了中国边疆的安宁和领土完整。

　　因此，俞樾在《春在堂文集》中赞评谭钧培：“惟公在滇，智勇双全。廪有余粟，库有余钱。野无壁垒，境无烽烟。”这充分说明了谭钧培富有高超的政治智慧与军事才干，他把西南边陲治理成民富省强、侵略者不可逾越之地。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