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与吴文藻爱与学术的信仰

□邓 郁 谢祎旻 王双兴

　　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

　　9月上旬，在福建长乐冰心文学馆门口的墙上，我见到了这段耳熟能详的作家语录。

　　留在世人眼中的冰心形象，是一位梳着发髻、面容娴静的温婉女子。即便晚年，一头银发，眼窝深陷，也带着淡淡的微笑，似乎正是对她这些人生信条的注释。

　　被尊为“世纪老人”、文坛前辈的冰心，曾经罕见地作为国家外交形象的“代言人”，一生出访海外几十次。不过，在风行全国的《繁星》《春水》《寄小读者》之后，她很少再有同等影响力的作品问世。直到晚年，凭小说《空巢》获奖，为她赢得了新的声誉，但远不能和早年相提并论。冰心的丈夫、社会学泰斗吴文藻，则是后半生境遇陡转，令人慨叹。

　　爱与同情，真的可以穿越一切波澜与坎坷，支撑长达一个世纪的人生?

　　2004年冬，冰心去世5年后，子女们决定将母亲遗物全部捐献给冰心文学馆，这些厚重的书籍文献、资料、书信，包括冰心用过的家具、日用品，装满了五个10吨集装箱。时任冰心文学馆馆长、冰心研究会会长、资深学者王炳根受邀前去接收和整理这些物品。

　　“冰心像太强的阳光，吴先生的光辉被遮住了。很多人，包括他的学生对他都不太清楚。这些日记，在我心里，就是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王炳根说。

　　他逐字逐句把日记录入电脑，一个个城市、一座座房子去走访冰心夫妇生命里踏足的每一寸土地。一个较以往更复杂的冰心的形象日益清晰，此前未被发掘和剖析过的吴文藻的面貌也浮出尘土。2017年秋，王炳根耗费6年写成的吴文藻、冰心合传《玫瑰的盛开与凋谢》 (以下简称《玫瑰》)简体版在福建问世。

　　顺流

　　9月的某个周一，长乐的太阳有些刺人。从福州市坐了将近1小时的汽车，我们抵达了坐落在这个小城的冰心文学馆。从绿树和湖畔穿过，灰瓦白墙、挑檐立柱的数排建筑次第舒展，本色的花岗岩，多彩的水磨石，引入庭院深处。1995年起建、1997年落成的建筑里外，而今看起来依然光亮如新。

　　“25年前，你对冰心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怎么就动了(造文学馆)这样的念头?冰心身上到底是怎样的东西打动了你?”我问王炳根。

　　“对，很多人都不理解。我对冰心的兴趣和研究，和成立文学馆是同时的。我也没料到自己打开了一座宝库。”

　　他解释过，五四之后，中国的文学大多描写压迫与斗争，唯有冰心主张改良与调和。“我就是想把那个爱的元素保存下来，让后人走近她，了解她，温暖心灵。”

　　“养尊、处优”，是许多人对冰心一生境况的解读。甚至，“过得太顺”，也成了她文字清雅、宣扬爱与温暖的备注。

　　1900年10月5日，本名谢婉莹的冰心出生于福州乌山脚下的隆普营。她是家族里第一个读书的女子，父母对她宠爱有加。

　　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在燕南园第一次见到成年后的冰心，惊叹对方“性情温柔、厚道和沉静，讲话悦耳，很有教养，英语讲得很好，使人想起顾恺之所画的仕女”——“中国古典诗人所梦想的理想的妇女”。

　　腹有诗书气自华，与冰心童年的家教有关。11岁以前，她已读完晚清至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学翻译系列“说部丛书”。但她认为，自己在母亲面前有时反倒像个遗少，“从小说、弹词，到杂志、报纸，她都爱看。针线匣里，总是有书的。有许多新名词，如‘普罗文学’之类，我们还是先从她口中听到的，我们成了落伍者，我常默然自惭!”

　　在海军任职的父亲谢葆璋和婉莹的舅舅杨子敬，一有机会便教给她诗词歌赋和做人道理。温柔娴静之外，婉莹性格的另一面，海伦·斯诺自然无缘得见。或者说，这一面已随着岁月荏苒，悄然隐藏，难得显露。

　　1904年1月，烟台水师学堂正式开学。谢葆璋以练营管带的身份兼任学堂监督(校长)。小婉莹随同父亲前往烟台。

　　冰心的小女儿吴青认为，外公的现代文明思想对母亲来说非常重要，否则有几件事她是绕不过去的：一是裹小脚。当时，冰心的伯叔父们都觉得她该裹脚了，不裹脚哪像女孩子?谢葆璋说：“不能裹，她怕疼。我是把她当儿子来养的。”此外，读书与婚姻，都完全由她自主。

　　在女性深受禁锢的20世纪初，这确乎是冰心的幸运。

　　在贝满中学、燕京大学和美国的威尔斯利女子大学，谢婉莹都受到了基督教义的濡染。“虽然不一定能说冰心是基督徒，但她接受过洗礼，对圣经熟悉。后来文学的语言也受到影响，浓缩精炼，能用很短的文字把事理说透。但这是一份很个人化的信仰，不事宣扬，放在心里。她也几乎不去教堂。”王炳根说。

　　宗教观念、泰戈尔的思想、民族文化中传统的道德，共同塑造了冰心。面对“破坏与建设时代”，她的主张始终是温和、改良的。

　　穷尽对社会的理解、对宇宙万物的思考后，冰心得出结论：在一切虚无、相对的变化中，唯有爱是永恒和实在。

　　她写过一篇名为《超人》的小说。年轻人何彬原本厌世，“凡带一点生气的东西，他都不爱;屋里连一朵花，一根草，都没有。冷阴阴的如同山洞一般。”世界在何彬眼中虚空，人生也毫无意思。然而因了一个叫禄儿的孩子在病中的呻吟，还有护理他的白衣女子，他念及母亲，忽然悟到：

　　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也都是好朋友，都是互相牵连，不是互相遗弃的。

　　留学时，身体不适的冰心在青山疗养院蛰居半年。那段日子又冷又闲，但她从友人的馈赠慰问里感受到“显然不是敷衍”的关怀。出山之后，她决定用一生来实践“将爱施于人”的承诺，于是逐渐从自己小我生活的和谐，推论到凡世间人都必须、都能够互相爱。这也正是“爱与同情”那段内心独白的由来。

　　“阻击”

　　在弟子张海洋看来，吴文藻在别处不机智、木讷，因为他想的事更大。“所以他对生活琐事不会那么计较。”

　　张海洋是吴文藻晚年最后的学生之一。来中央民族学院之前，他就听人说“老头儿经常西装革履”。“他和这个楼里的其他教授比较不一样。比如他坚持这个西派着装。那他一定是觉得，这是文明的标志。”张海洋暗忖。

　　“谢冰心是官二代，吴先生算不上，顶多是小市民，农商小家子弟。但那个时代给他一个翻起来的机会，和时局有关。即使没有动荡，江浙出师爷，他们科考的能力，也让他们很容易成为智库。”

　　吴文藻在达特默思学院加入了罗隆基、闻一多等人创办的留美华人社团“大江社”，是《大江社宣言》起草人之一。

　　1930年代初，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吴文藻到燕大任教，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观点。他穿着一套笔挺的西装，操着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授课却是一口江浙口音的国语官话，让包括费孝通在内的学生们大为惊奇。

　　不久，日军侵华，北平待不下去。吴文藻和冰心带着孩子，悲伤地离开了他们眷恋的燕南园，先后辗转云南、重庆多地。颠沛流离的环境里，吴文藻主导、费孝通领衔实操的“燕京学派”在社区研究和田野调查上收获良多。

　　为躲避日机轰炸，燕大与云南大学的合作研究工作站搬至呈贡乡下的古城村魁星阁(简称“魁阁”)。这是一座嘉庆年间的砖木建筑，最上一层设有魁星的神像，费孝通在英文著作里把他描写成monkey-like god(长得像猴子的神)。80年前，在魁星的旁边，一张书桌横窗摆着，费孝通在此研究写作。第二层，四面窗户两两相对，每面窗户前各摆着两张桌子，费的同事们在此工作。最下一层，一张大圆桌是他们的餐桌，厨房在室内的左侧。周围环绕着古松与稻田。

　　与田园风光相“匹配”的，是经费的严重不足，连买相机与胶卷的钱都成问题。一次，全体人员得了痢疾，工作中断几个星期。但他们克服各种困难，没钱铅印，费孝通一个字一个字地刻蜡板，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便是这样印刷出来。每当吴文藻看到学生和同仁在困窘艰难中做出的研究成果，心里就分外感动。

　　后来的研究者认为，“魁阁”时期已经形成了一个有才华有前途的人类社会学学者集团，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水准和科学精神。一位西方学人对20世纪40年代中国社会学给了高度评价：“可以说，在二战以前，中国是除北美和西欧以外，世界上社会学发展得最繁荣兴旺的地区，至少在学术质量方面如此。”

　　在昆明，吴文藻作为中英庚款董事会指派人主持“人类学讲座”。时值龙云执政，彝族人管事，开放和杂糅，对吴文藻的思想也是一种冲击。他原本认为“值得把钱和精力花在那里”，结果还是被人“阻击”了。

　　在《民族与国家》这篇论述里，吴文藻提出并确定了种族、民族、政邦及国家的概念。他主张将文化的民族与政治的国家相区别，以多元的民族来创建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北大教授王铭铭认为，文章的实质关怀是，在那时的世界潮流中，中国面临的历史道路选择问题。

　　这令以“社稷”为重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深感忧虑。傅始终坚持“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原则。认为政治固不应支配学术，但如果某种学术对国家民族有危害的可能，政府应加以取缔。教育部高官朱家骅、杭立武收到傅斯年的信函，中止了吴文藻在云大的“人类学讲座”。偏居一隅也要大展宏图的吴文藻，胸中所怀“社会学中国化”之梦想，一夜间，戛然而止。

　　“多民族国家观点没错。很多民族可以组成一个国家，这和共产党的主张——民族区域自治接近。”张海洋指出，《益世报》之争(费孝通与顾颉刚在该报就民族、边疆问题有进一步交锋)，傅斯年代表中央研究院，是国家体系的。说吴文藻“不适合教书”，表面是争论，实际上是人事操作。

　　到云南教学时，吴文藻对国民党执政的弊端体会得更深。费孝通和顾颉刚之争，实际上，费的理不输。但人事上，吴没法再干了。

　　吴文藻毕生没有到过田野一线，这是不是他的一个遗憾，不得而知。但他的学生个个成就斐然，费孝通是最好的例子。1931年，吴文藻让他去读了清华的社会学系研究生，又将其引荐给英国“功能学派”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也是在那一年，他邀请美国社会学界领衔人罗伯特·帕克来华讲学。

　　和这些锋芒毕露的学生、同仁不同，吴文藻就像帷幕后那个胸有成竹的调度者与推手。费孝通晚年回忆说：“吴老师不急于个人的成名成家，而开帐讲学，挑选学生，分送出国深造，继之建立学术基地，出版学术刊物，这一切都是深谋远虑的切实功夫，其用心是深奥的。”

　　走出

　　第二次见张海洋，他领着我来到中央民族大学2号楼，那是一栋雕梁画栋的灰色建筑。上得三层，根据记忆，他摸索到了今天的民大教务处。七八十年代，在知识青年当中风靡一时的《世界史纲》译本便来自这间房间。“历史竟还可以这么去写，历史竟还具有如此的魅力!”到今天，韦尔斯的这本书还被许多读者认为是最值得一读的历史著作，吴文藻、冰心、费孝通带领的翻译组功不可没。

　　1971年8月8日，吴谢夫妇从湖北潜江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受命”赶译尼克松的《六次危机》，接着便是《世界史》和《世界史纲》。那是冰心记忆里，“十年动乱”中最宁静惬意的一段日子。35天交完《六次危机》的译稿，古稀之年的夫妇二人回家举杯庆贺。

　　“文革”结束后，民院开始招收民族学研究生。1980年4月，耄耋之年的吴文藻重新开始给硕士生上课。张海洋的毕业论文有关中国经济文化类型，吴非常欣赏。尽管当时身体已不大好，但从医院回来，他仍戴上老花眼镜，坐在椅子上看论文，越看越精神，缺个字母都要改过来。

　　吴青去美国进修时，吴文藻为她选择了社会学。后来吴青所从事的中国贫困地区的妇女教育、加入国际组织、参加妇女与教育的国际活动，包括创办昌平的“农家女”培训学校，秉承的便是父亲社会学的理念与遗志。

　　1985年7月26日清晨，吴文藻打开卧室的灯，站起来想取手杖。手杖没够着，人倒下了。两个月后，他去世了。

　　吴谢80岁之后，曾经背对背写下遗书。寥寥数行的吴文藻遗言里，最令人揪心的是这两句：

　　关于遗稿、积累资料、摘记卡片等未及整理供参考用者，可留则留，其余作废纸抛弃。过去费过心血的两项成书稿件：西洋社会思想史和中国家族制度，均在文革期间散失……

　　“他比我们想的更重要。冰心代表了一种普世精神，母爱、儿童，是更永恒的。时代感不鲜明。而吴文藻是有时代精神的。他关心中国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中国，民族关系是否和谐，在世界上应该和其他国家是什么样的关系。”

　　生命奇妙难测。冰心在青年时代，一直孱弱多病，经常躺在病榻上。到老，却比任何一个同龄人都精神。八九十岁，用毛笔写字，手一点也不抖;讲话不慌不忙，“像小溪汩汩而流”。

　　1987年，冰心请一位老先生刻了一颗“是为贼”的闲章，自嘲“老而不死”，聊供自警。

　　张海洋认可“相由心生”，他眼中的晚年冰心很阳光，“恶事不做，恶语不发，冰心相貌修炼好。吴先生过世后，冰心让我们去看她养的猫，送给我书，上面称呼我的妻子‘小友’。她很有心。”

　　她所提倡的“真善美”，依张海洋看，真即诚信，善即公平，美就是多样性。“这是我对她的解读，也是我对这个社会的主张。当社会变得苍老的时候，她还是‘装’(宣扬)嫩，坚持很浅的真善美。这就够了。”

　　幽默而真诚的冰心晚年常有抱怨，更有抨击。她曾根据耳闻目睹的事实，写了千字文小说《万般皆上品……》，感叹教师境况窘迫、教育不受重视的现状。还写过《我请求》，呼吁公民们重视中小学教育危机。

　　看到一些针砭时事的报告文学，她就要动笔写评论。周明和她开玩笑说，你怎么越活越“反动”了。

　　她笑答，姜不是老的辣嘛!

　　老伴儿也走了，反正再没什么好记挂的，她说自己“无名可设，无官可罢，无款可罚，无权可夺” 。

　　成立冰心研究会和建立文学馆。她写了张纸，大意是，做冰心的研究，要当冰心是个病人，把她抬到手术台上，进行解剖。

　　20世纪的最后一年，春节刚过，冰心平静地离去。

　　“对她秉持的这份爱的哲学，冰心自己有过怀疑吗?”在福州和长乐，我几度问起王炳根。

　　“应该是有的。因为当年那些批斗她的孩子，都是小读者，她是很难过的。”

　　他忽然想到了什么。“你知道她后来见过韩素音吗?”

　　是的。1977年秋天，韩素音请了冰心夫妇在王府井全聚德吃烤鸭。席间，韩素音终于提出那个多年来悬在心头的问题：你们是如何从心里渡过“文革”那道关坎的?

　　冰心喝了口酒，重新提到了1932年时，她在双清别墅回复外界对她“爱的哲学”批评时的回复。

　　那时和后来，许多人都没有注意到我说的“信仰”二字，这个信仰实际上支撑了我的一生，平衡了我的一生，让我的心灵在任何的情况下都能保持宁静。世间任何事情没有绝对的好坏，每件事不管好坏，都能找出积极的意义。许多人认为我在“文革”中是逆来顺受，甚至认为我从(日本)归来之后便丧失了自我，其实，我是从另一个意义上去理解生活。

　　信仰不仅是平衡了“文革”心态，实际上也平衡了我们走出燕南园的心态。司徒雷登为我们建造的小楼，燕园那个环境，文藻那样执着喜爱他的教职，但我们主动选择出走，离弃一切的舒适。抗战胜利之后，这个走出之后的意义才显示出来了。《圣经》中说，当你在舒适中走出，可能就是一次新生。没有这种走出，我们的人生将会如何的萎缩，那是不可想象的吧。

　　(据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