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者周小川

□苏 琦

　　因主政央行多年，又主导与人民币相关的各项金融改革与开放事业，国际舆论界习惯称周小川为“人民币先生”。然而，与其丰富的学术生涯、从政履历和志业相比，此呼不免有窄化之嫌。

　　一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与同时代若干出身体改委的学者型官员一样，周小川一直信奉、倡行“系统性的体制转变”，谈及改革从不局限于一个部门视野，而喜欢从全局角度讲本部门工作，并强调与其他领域配套改革衔接。后来，他将文章结集出版时即以《系统性的体制转变》为书名。书中，举凡中国改革的方方面面议题，从价财金贸到住房、社保均有所涉猎且见解独到。

　　这种对体制“系统转变”、改革“整体推进”的强调，是一以贯之的。上世纪80年代，由吴敬琏、周小川所在课题组推出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使他们得到一个“协调推进派”的别称;90年代，周小川与吴敬琏、郭树清、楼继伟、李剑阁等合著《建设市场经济的总体构想与方案设计》，被外界称为“整体改革论者”。

　　不少人认为，周小川对“系统”的重视与其学术背景密不可分。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位博士行长，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系统工程专业，鼻祖正是钱学森。据周小川回忆，钱学森那时鼓励他们用系统工程方法搞经济研究，因其认为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系有很多低效环节，可能需要动大手术的改革，系统工程人的思路是强调最优化，若计划经济当时的做法不能实现优化，就要考虑通过改革转移到别的系统加以实现。

　　博士毕业后，周小川进入体改部门工作，身兼数个与“体改”相关的职务：国务院体改方案领导小组成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国家体改委委员。熟悉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国家体改委作为改革中枢的地位之重要与显赫，研究的都是国家急需解决的经济领域各种改革问题。那段工作经历使周小川充分意识到，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有一个基本的整体设计，使改革主要步骤能有准备、有组织地配套实施。

　　二

　　除了系统论、整体论，周小川给外界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对“对外开放”及与其他领域改革关系的高度重视。这与他的家学渊源、在外贸部门的履历多有关系。

　　周小川的父亲周建南是一名资深“老外贸”，1979年8月至1982年3月，先后任国务院进出口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和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参加改革开放后外贸体制改革、建立和发展经济特区、沿海工业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充分利用外资等的组织领导工作，参与制定一系列进出口贸易、利用外资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对外经济贸易体制奠定了基础。

　　任国家体改委委员期间，周小川曾兼任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助理。原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在《国事续述》一书中回忆说：“他是年轻人这一茬里比较优秀的，上面也看上他了，让他同时兼任外贸部党组成员，参加外贸部的党组活动，推动外贸改革。这也是煞费苦心。”1988年，周小川写文章探讨外贸体制改革时，并未就外贸体制改革本身谈改革，还集中探讨汇率、金融体制改革问题，指出“我国金融改革还没创造出有效控制信贷总规模和货币发行总需求的控制手段，所以容易倾向于使用控制机构(不准随意成立金融机构)和控制业务范围(业务范围不允许扩大)的办法”。

　　在1992年发表关于外贸体制改革的文章中，周小川继续强调整体改革重要性，指出外贸体制改革是大系统工程中的一个子系统，也需进行精心设计和论证，充分注意它与其他改革部署的配合关系。比如，价格改革将为进出口结构改善、经济效益判断提供最基本的信息，为出口生产提供市场分配资源的灵活机制，为企业自主决策、自负盈亏创造最基本的条件等。

　　90年代初，周小川一度想回体改委工作，时任体改委主任陈锦华则认为他更适合去一线磨炼，便向中央组织部推荐说：“周小川很优秀，国家需要这样的人才。”后来，他被安排到中国银行担任副行长，开启了20余年金融领域的职业生涯。

　　三

　　虽然一直强调改革“系统”“整体”与“配套”，但周小川不是一个条件论者，他认为改革不能等靠要，不能所有条件成熟了才加以推进。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更是一个动态进程，既包含某些只能在长时间内走向成熟的内容，又包含某些有可能快速演变的内容，因此时机把握十分关键，需结合国内国际宏观运行形势，找到相对最佳的时点。他在90年代推进外汇体制变革、本世纪初期主导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经历，就充分凸显了这一点。

　　1995年周小川出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次年又被任命为央行副行长，主管外管局工作。期间，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经历了两件大事：一是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从1996年12月1日起，中国成为IMF第八条款成员国，标志着人民币自由兑换迈出坚实第一步、中国市场化程度加深;二是成功度过亚洲金融危机。我国在承诺人民币不贬值情况下，有效抑制了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

　　在1998年初的“亚洲金融风暴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研讨会上，周小川论及为何亚洲金融危机未波及中国时，反驳了有些人认为人民币资本项目下没放开的错误观点，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之所以能避免危机冲击，坚持改革开放是一个重要原因，其中1994年推行的外汇体制改革更是关键之举，实现了汇率并轨，形成单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恢复了市场信心，使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大为改善、外汇储备大幅上升。

　　周小川指出：“双重汇率存在对稳定信心是非常不利的因素，如果1997年我们仍然实行双重汇率，外面一旦有风吹草动，调剂市场的价格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而1993年设计外汇体制改革时，各方阻力相当大，一方面是人们已习惯实行多年的双重汇率，由此也形成了相关套利集团;另一方面当时外汇紧缺，贸易项下有100多亿美元赤字，不少人建议应等外汇储备更充分再推进改革。但就是在这样貌似条件不成熟的形势下，我国果断进行外汇体制改革，从而取得了良好改革效果。

　　四

　　1998年周小川出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时隔不久，又于2000年初调任证监会主席。虽履职未久，美国《商业周刊》仍在2001年7月的“亚洲之星”评选中，将其评为“决策者之星”。主办方认为，周小川履新证监会出台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改革措施——诸如变“审批制”为“核准制”、引进国际会计准则、出台“退市令”、对操纵股价的违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等——使中国证券市场在深化改革、加强监管、规范化建设方面前进一大步，越来越像美国华尔街而非“赌城”拉斯维加斯。

　　2002年底，周小川出任央行行长，上任伊始便面临巨大压力。2003年初，因背负巨额不良资产，国有银行“在技术上已资不抵债”几成共识。其时，亚洲金融危机殷鉴未远，作为中国资金配置主渠道的国有商业银行若不能及时改变，将直接影响国民经济运行质量和速度，甚至危及市场经济体系建立与发展，深层次改革的迫切性不言而喻。

　　周小川曾反复强调，金融市场创新与开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机构微观机制改革，而以汇率、利率改革为内容的宏观面金融改革开放，应以微观面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体制改革为前提。因此，改革顺序是从完善市场主体、提高市场效率到逐步放开关键性价格管制，否则将导致转型风险、转型预期目标无法充分实现。这也是上一轮价格改革的惨痛教训：无市场主体改造，贸然放开价格导致市场秩序、市场运行极度紊乱。

　　改革紧迫性、目标均已明确，但怎么改、谁为改革买单的巨大难题几乎令人望而却步。据当时有关部门测算，欲令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巴塞尔协议8%的标准要求，需动用大约9700亿元财政资金。而从彼时中国经济状况看，动用近万亿元资金解决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困局，近乎不可想象。

　　不过，改革迫切性与资源匮乏，倒逼人们以创造性思维、增量改革杀出一条血路。周小川等人创造性提出资产负债表概念，以动用外汇储备注资为主线、剥离呆坏账为前提、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为操作平台、引进外部战略投资者重组上市为目标，新一轮国有银行改革由此破局，资源与路径实现双重突破，取得了良好改革效果。

　　回头看，若不在条件“不成熟”情况下抓住时机果断推进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面对来势凶猛的全球金融危机，难以设想中国能拥有足够勇气和实力，推出十数万亿元大拯救计划通过拉动内需加以对冲;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加入SDR、汇率改革深入推进，以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为标志的金融开放逐步扩大及“一带一路”设想提出和推进，更是无从谈起。

　　五

　　回首数十年改革历程，人们或多或少仍会感到些许遗憾。改革实践无法达到最优选择，有时是因经济逻辑与政治逻辑落差。如周小川所言，从研究角度看，若能把各项改革设计一个合理顺序当然更理想，但推动改革、制定政策时面临情况复杂多变，各决策者的考量也不完全相同。经济学家往往可从经济逻辑出发，找出政策变革的最优顺序;而实践中改革是大政治，政治家从政治逻辑考虑最优排序，问题往往过于复杂、多元，最终得不出最优解。

　　有时是因“天时”不利，如1996年中国外汇管制经常项目下放开时，人们认为可适时启动资本项下放开，结果遇到亚洲金融危机，基本搁置了十年。2006年，中央提出进一步推动金融开放，相关部门也已拟定具体方案，后又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一晃又是十年过去。

　　这些年，人们经常看到周小川与美联储主席、欧央行行长等站在一起，但看似风光背后有着内外语境差别。转型经济体的货币政策独立性一直是敏感而复杂的议题，如何在增长、稳定、效益最大化之间保持平衡，货币当局始终面临各种压力和张力。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如周小川所指，人们越来越明白，对外开放需继续向前推进，市场经济有其基本规律，金融业属竞争性服务业，竞争会带来优化和繁荣，这些规律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始终居于支配地位，金融机构市场准入、金融市场开放的步伐可迈得更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