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提学毛科略考

□毛廷耀

　　毛科，字应魁，号拙庵，明朝浙江宁波府余姚县人，生于明景泰四年(1453年)，卒于嘉靖十一年(1532年)。成化戊戌年(1478年)进士，历任南京工部主事、山东按察司副使、徐淮兵备副使、云南布政司左参议、云南参政、贵州按察司副使兼提学副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授亚中大夫。

　　《明通鉴》、《明纪》、《明实录》、《明史》、《明史纪史本末》、《贵州通史·前事志》皆记载，从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到正德四年(1509年)，毛科由云南参政(从三品)调到贵州，任按察司副使兼提学副使七年。毛科是个非常勤勉的人，除了完成按察司副使(相当于现在的省高院和检察院的副职)外，还是一个很负责任的学政。“深虑黔省人才未盛”，遂“首以学校为务”。

　　不辱忠烈英魂 勤勉提学贵州

　　具余姚毛氏谱牒记载，余姚毛氏第十四世拙庵公名科，字应魁，拙庵是其号，乃毛吉次子。毛吉(1424年-1465年)，字宗吉，号思庵，明景泰五年进士，他有一脸胡子，老百姓都叫他毛胡子，曾任广东按察司佥事，负责巡察惠州、潮州两府。惠州、潮州两府暴动平息后，提升为广东按察副史，巡察高州、雷州、廉州。民间传说的老鼠精造反，实际是以上三州发生了暴乱，在平定雷州后，毛胡的小妾说他胡子太长，看起来太老了，于是他就把胡子刮了。由于刮掉了胡子，老鼠精就不怕了猫(毛)了，高州之战中，毛吉在云岫山不幸遇难，死后还被剥皮楦草。所谓剥皮楦草，就是把人皮完整剥下来，做成袋状，在里面填充稻草后悬挂示众。相关资料证实，毛吉在广东任职四年，前后征讨三十余次，收降匪首杨辉、吴孔耀、许万七、陈广乾、王公揽、胡公彪、李斌等，斩杀匪首曾玉、谢莹、林茂二、许经、蔡尾、杨赐、扬飞、高安、萧丰等，共歼暴匪八千余人，确保了南方沿海地区的社会稳定。毛吉之死与民间传说大抵一致，明成化元年(1465年)正月，毛吉率部二千余人剿惠州河源之暴匪，因为战事交错，毛吉与突入的敌兵战至剑折袍裂，血枯力竭而阵亡，战死之日(阴历1465年3月1日)年方四十二岁。朝廷感毛吉忠义，授按察使，嘉议大夫，赐谥忠襄。明弘治四年(1491年)朝廷下旨，在他的老家余姚酱园街建造毛忠襄祠，此后广州城区、余姚城区、丰北都建有毛忠襄祠。每年三月初一，县令都要带领县衙官员、当地百姓到毛忠襄祠或丰山秋白岙的毛忠襄墓谒奠，祭扫英灵，祈国泰民安。

　　毛忠襄为国惨烈捐躯之后，朝廷对忠良之后给予特别的照顾，毛科“承父荫入国子监”读书，并于成化十三年(1477)乡试中举人，次年中进士。从此毛科一直在南京、山东、云南等地做官，四十九岁时到贵州以按察司副使兼提学副使身份，履贵州文化教育的拓荒之职。提学是“提督学政”的简称，明代管理地方文化教育的官员。贵州久为蛮荒之地，文化教育非常落后。贵州在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设置贵州布政使，正式建制为省及行政机构之后，贵州不但在选举上没有独立开科(由云南兼理)，更没有设置提学。成化六年(1470年)到弘治九年(1496年)期间，时任贵州多任主官(布政使、巡抚等)向朝廷提请此事，虽招礼部、吏部等多次驳回，但也有了效果，准许“本省分理官兼之”。查弘治、正德年间明实录，继刘宪(1491年至1495年)、沈庠(1496年至1501年)之后，毛科(1502年至1509年)是贵州第三位兼职提学。

　　贵州除了文教落后，还是典型的多民族地区。毛科作为贵州管理文教的最高官员，当然必须考虑各民族融合、团结、文化教育整体上的进步。为此，他不惜被朝中的小人冤枉，也要对少数民族学子一视同仁甚至多一点照顾。《蛮司合志》载：“至弘治初，提学毛科，以文试土生，仿廷瓒意，多奖励。会土官铁氏负固，其姻家有毛氏土生入试，科优礼之，取高等，譬以大义，令谕铁氏使归顺。铁氏大感，与毛氏相约纳赋税入贡，而太监蒋琮谓科与蛮族通姓，利蛮所有，大不道，赖巡抚解免。其后蛮民亦稍稍有向学者。”正是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之下“科(毛科)优礼之”，才有“铁氏大感”，进而出现“蛮民亦稍稍有向学者”。太监蒋琮以为“大不道”而借题生事，虽然没有引发什么后果，毛科没有被追究责任，但由此可以看出毛科重视少数民族教育的无畏。在其后由毛科主持复修的文明书院里，也招收了大量少数民族学生，这一举措，不论在当时，或者后来的贵州文化教育中，无疑都是有着深远历史意义的。

　　复修文明书院 助力阳明心学

　　文明书院是贵阳最早成立的书院，始建于元朝皇庆年间(1312—1314年)，由顺元路儒学教授何成禄在顺元路儒学故址处创建(今市府路15号，原贵阳市人民政府处)。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载：“文明书院在治城内忠烈桥西，即顺元路儒学旧址，皇庆间教授何成禄建，今废。”明弘诒十七年(1504年)，毛科在贵州当提学的第三年，就着手于文明书院复建，他亲自设计，并把自己的薪俸捐献出来，弥补建书院的经费不足。1506年，书院初步完工，选聪俊幼生及儒学生员200余人入院受教，在招收学生时特别优礼少数民族学生。书院刚刚创办，毛科经常到书院督察。他感到，书院要有所建树，一定要有学识人品俱佳的教师支撑。

　　恰在此时，贵州来了一个后来与程朱齐名的大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的王阳明。正德元年(1506年)，王阳明因反对宦官刘谨，被廷杖四十，谪贬至贵州龙场(今修文)当驿丞。龙场当时是穷乡僻壤之所，王阳明到龙场之后，虽有失落感，但此处远离官场中心，倒是省去了许多官场套路和钩心斗角，反而使王阳明能够定下心来，潜心学问反省人生。他在龙场那个后来被称为“阳明小洞天”的岩洞中，专心于《易经》和程颐、朱熹理学的梳理、总结、研究。由此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心学理论体系。并创办了龙岗书院，开始讲课。方圆百里的子弟纷纷前去求师学业，老百姓还自发地给他修造舍馆，一时之间他在当地具有很高的声誉。

　　王阳明即王守仁，字伯安，号阳明，生于成化八年1472年，卒于嘉靖八年(1529年)，王也是浙江宁波府余姚县人，比毛科小了十九岁，毛科与王阳明是道道地地的同乡，因毛科幼时就到京城就读于国子监，获取功名之后又一直在外做官，所以与王阳明素未谋面，但两人神交已久，王阳明曾经给毛科作《远俗亭记》。王阳明一直把毛科作为乡人中德高望重的前辈来尊敬。

　　毛科得知王阳明在龙场的一切事情之后，他是个极度爱才之人，一方面很赏识王阳明的人品和学识，另一方面也想改变一下同乡在生活上的困境，遂致函邀请他到位于省城的文明书院担任主讲。接此函，正逢王阳明生病。王阳明写了首诗《答毛拙庵见招书院》：“野夫病卧成疏懒，书卷长抛旧学荒。岂有威仪堪法象，实惭文檄过称扬。移居正拟投医肆，虚渡仍烦避讲学。范我定应无所获，空令多士笑王良。”(《王阳明全集》第703页)婉拒了老乡的盛情相邀。转眼到了正德四年(1509年)四月，毛科被朝廷委以他任，即将要离开贵州。接替他的是王阳明的崇拜者席书。新任贵州提学副使席书向毛科提出一个请求：要毛科和他一道亲自去龙场请王阳明到贵阳文明书院讲课。其实，两人的想法真是不谋而合。如果此行能够邀请到王守仁来文明书院作主讲，也算了却了自己的一桩心事。所以毛科一口答应同去龙场。这次王阳明爽快地接受了他们的邀请。王阳明到贵阳之后，参加了送别毛科的饯行宴，毛科在宴上叮嘱接替者席书：王阳明学识渊博，有谋有略，将来必成大器，是国之栋梁，不应该让他长久隐于龙场。后来，王阳明作了《送毛宪副致仕归桐江书院序》记述了此事。《送毛宪副致仕归桐江书院序》曰：“正德己巳夏四月，贵州按察副使毛公承上命，得致其仕而归。先是，公尝卜桐江书院於子陵钓台之侧者几年矣，至是将归老焉，谓其志之始获遂也，甚喜。”(《王阳明全集》第872页。)

　　正是在文明书院的讲学中，王阳明首次阐述了“知行合一”思想，并逐步形成了《明史》称的“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完整的“知行合一”的心学理论体系。阳明心学从这里走向大江南北，最后传到日本、朝鲜半岛，进而影响东亚，走向世界。

　　贵州缔结忘年 相敬德才终老

　　在贵阳小车河上有一座600多年的古石桥，至今保存完好，叫太慈桥。毛科和王阳明都以不同的文字形式与这座桥结缘。

　　传说，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因洪灾老桥被毁，老百姓重新建桥，因为小车河水流湍急，修桥时桥基刚砌出水面，立即就会被激流冲垮，多次尝试都无法成功。一天，来了一个僧人，看到百姓造桥便帮着出谋划策，这座桥才成功修建起来。后来，百姓知道这个僧人竟是其叔燕王朱棣带兵攻入南京夺取帝位，换僧装仓皇由后宫下水道逃出，辗转流亡来到贵阳小车河的建文帝。遂以“太子”为桥名，为了掩饰出逃建文帝的行踪，又将“太子桥”改称为“太慈桥”。

　　无独有偶，受聘到贵阳文明书院讲学的王阳明游历小车河时，写下《太子桥》一诗：“乍寒乍暖早春天，随意寻芳到水边，树里茅亭藏小景，竹间石溜引清泉，汀花照日犹含雨，岸柳垂阴渐满川，欲把桥名寻野老，凄凉空说建文年。”诗的结尾处明显是借桥名和建文帝的往事抒发一下自己的感伤，由此可见，太慈桥的太子传说在当时已广为流传。不争的事实是，建桥的年代距建文时已逾百年，建文帝如果不是长命一百多岁，那个时段是不可能在贵阳小车河出现的。

　　史料明嘉靖《贵州通志》载，贵州提学副使毛科考证太慈桥，作了《太慈桥记》，毛记说：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乙丑九月秋收后某日，镇守贵州太监杨贤散步到河边，当地百姓向杨反映说去春溪水暴涨，将桥冲垮，百姓过河改为舟渡，争舟夺渡者往往有倾覆踩踏危险，希望能重新建桥。杨贤听后同意修建此桥，且自己首先带头捐款。当年十月开工，至次年建成，名杨公桥。但后人仍习惯称为太慈桥。此说应该是关于“太慈桥”的正本了。

　　后来，毛科和王阳明两人告老还乡，回到余姚。王阳明为毛科题像赞，《余姚丰山毛氏族谱》录入了王守仁作的《参政拙庵公像赞》：“瞻望丰山，惟邻是卜。缅怀桐江，有书可读。克嗣父风，更诒孙谷。昭质无亏，遗像甚肃。”

　　“瞻望丰山，惟邻是卜。”丰山：离余姚城西北里许，毛氏始祖随宋室南渡后居于此，此处指代故乡或余姚毛氏家族。后半句，一定要选择好的同乡作为朋友。“缅怀桐江，有书可读。”桐江：指富春江流经桐庐的一段，实际上是王阳明想念又一位同乡严子陵的隐居生活。严在富春江有鱼可钓。我在龙场生活权当是隐居，全心读书悟道。“克嗣父风，更诒孙谷。”前半句，是继承父辈的风范。王阳明之父状元王华，毛科之父为国殉职的廉官毛忠襄，皆非等闲之人。后半句：更要代代相传。“昭质无亏，遗像甚肃。”前半句，只有纯洁的品质不会腐败。甚肃：态度很严肃。遗像：应该指父辈的像，因为王阳明去世三年之后，毛科才离世，这里的遗像肯定不是指毛科的像。对此诗的解读，可以看出这对忘年之交终老之谊，感慨其德之厚、其情之深。

　　毛科终年79岁，在那个时代，也算是高寿了。谈到贵州提学，学者们常常提到的是毛科的继任者席书，还有清代的洪亮吉、严修等，他们对培育贵州学子，编志修书，教化一方，都是功不可没的。对于比之更早的毛科，则少有研究和提及。其实对于早期贵州文化教育，特别是对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方面的平等对待，毛科的影响应该是深远的。毛科作为明朝廷官方对地方文化教育的管理者，能认可并力举王阳明，这对于“知行合一”这一学说的广泛传播，其意义更不待言。

　　注：“廷瓒”，即是邓廷瓒(1429—1500年)，字宗器，号雪斋，巴陵(今湖南岳阳市)人。成化十三年(1477年)，明朝廷设置程番府，廷瓒任首任知府。弘治二年(1489年)，领任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弘治八年(1495年)，廷瓒调掌南京都察院，不久，受任提督两广军务兼巡抚，颇有功绩。弘治十三年(1500年)逝于任上。赠授太子少保，谥襄敏。邓廷瓒任程番府知府时，给皇上的奏本“土人子弟在学者，宜分别处置，以示奖励。”得到了皇上的准许，上曰：“蛮夷向化，其意可嘉，既已建置生徒，有同内地，则一体相视，原无分别，……以称立贤无方之意。”诸蛮大悦。时邓廷瓒在少数民族心中有很高的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