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商：危局中迎来“黄金时代”

□丁婷婷

　　晚清至民国初年的百十年间可算是贵州商业在近代史上的“黄金时代”。资本与市场日臻完备。但仍因其不利的地理位置远落后于全国的商业步伐。当时全省的商号店铺仅贵阳、安顺、遵义略具规模。然而近代史上一次巨大的政治变动给黔商带来史无前例的绝好机遇。这就是改写了中国命运，也改写了黔商进程的——8年抗日。

　　迁都重庆 绝世良机

　　1937年，南京失陷，国民政府发表《迁都重庆宣言》，此政治决策对于黔商来说，无疑意味着贵州作为抗战大后方将迎来史无前例的发展机遇。

　　果然，迁都后全国政治、经济中心由东南转到西南。短短数年间，作为陪都屏障和抗战大后方的贵州，商业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气象，贵阳更是由往昔全省最大的农副产品集散地一跃而成为西南最繁华的商业城市之一。

　　为躲避战乱，中原、东南的企业商号纷纷迁入贵州。8年间，仅贵阳一地，商号就增加了将近三倍，资本扩大了百倍有余。原本的行商走贩被各类专营店铺取代，以前所没有的新兴行业，如钢铁、汽车、印刷、五金、银行也纷纷设厂建业。

　　时任贵州省社科院研究员林建曾介绍说：“战争一爆发，人群、企业涌往贵州，尤其是贵阳。给贵州带来了巨额的政府资金和银行资金。贵州商业之所以长久无法有大发展，主要原因是缺资金，抗战时的资金注入给贵州商业带来了活力。”据介绍，当时上海、湖南、广州等各地银行纷纷在贵阳设立了分行，提供流动资金，这是贵州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盛况。抗战给贵州带来的，还有大量的技术工人和现代资本家，这些人为贵州带来了现代的经营理念;同时涌入的30多万人口，又给贵州凭空扩大了消费市场。

　　五百年后看 黔州胜江南

　　企业的内迁给贵州商业带来了跳跃式大发展。当时最活跃的要数服务业。大街小巷满是为躲避战乱的人流所提供的旅馆，茶楼酒肆遍地开花。饮食业也毫不逊色，在贵阳仅广东街至南门桥仅两公里的地段，经营小吃、酒席、塘果糕点、卤味腊味的小店就有百余家之多。以致当时的贵阳有“三多”之说：旅馆多、茶楼酒肆多、小吃多。而其他的如修车行、理发店、电影院、服装店更是应有尽有，盛极一时。

　　旅游业更不在话下，原本贵州地处山区，风景秀丽，只因消费能力不足，景点处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从未被开发。而迁入的人群中多有名门贵族的公子太太，闲来无事又被战争所困扰，自然而然选择旅游散心。

　　据介绍，花溪旅游区就是时任贵阳县长李大光一手斥资打造：“现在去花溪公园，溪水边有一块块石头连起来的桥，就是当时修建的，叫‘放鸽桥’。桥边又盖了凉亭茶店，供旅游的人休憩。”除花溪以外，南明河、河滨公园等等都是抗日战争期间开发的旅游景点。安顺也因黄果树大瀑布而在抗战中成为旅游业的重镇。一大批旅行社兴起，著名的有“华园”、“新时代饭店”等。

　　为满足突然激增的购买力，百货公司也在这时成立，旧时的杂货店已不能满足需要。省外一些百货商店或在贵阳开设分店(如上海国货公司)，或将总店迁至贵阳(如华康百货店)。武汉百货公司与贵州企业共同在贵阳成立了“中国百货公司”，出售各种日常用品。“我那时候还小，在百货商场见到了很多从没见过的东西，像什么玻璃皮带啦、玻璃丝袜啊，那叫一个新鲜，以前从没见过啊!” 林建曾略带兴奋地回忆说。

　　“工矿业在那时也是大发展啊!现在的煤矿村就是那时候开发的，煤矿一直挖到大十字下面;水泥厂、玻璃厂、蛋厂，新开了100多家。除此之外，省政府还跟四大银行搞起了股份公司，吸收少量的民间资本，这是贵州第一次有股份制公司，是现代公司制度在贵州的开端。”当时贵阳的街市上，各种店铺鳞次栉比，车辆人流熙来攘往，招徕顾客的音乐声、喇叭声不绝于耳，入夜后，电灯、霓虹灯到处闪烁，宛如一个大都市，因此，在1941年，贵阳市正式成立。

　　在这样的商业环境下，人们可以如以往在上海、南京等大都市一样买到各种各样琳琅满目的商品，听闻到新式的商业制度和经营理念，而贵州原本狭小的平地空间被一拓再拓，呈爆发式扩张。如此紧凑而密集的商业发展使贵州充满着激情和梦想。

　　人去楼空 静待重生

　　但是战时贵州经济发展主要是外力作用的结果，而缺乏深刻的内因条件，因此具有突发性和脆弱性的特点，并鲜明的打上了“战时经济”的烙印，在繁荣背后潜藏着深刻危机。

　　8年抗战一结束，国民党政府由重庆回迁南京，贵州商业迅速走向衰落。战时内迁的企业、工厂、学校、机关纷纷回迁，资金、技术和人才大量流失，先前提到的百货公司，在政府回迁后武汉方面，就撤走了相关的部门和资金。这对贵州商业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商号纷纷倒闭，市场紊乱无序，物价一路狂飙。走在昔日繁华的大街上，触目惊心的是无尽的萧条。

　　虽然贵州商业在政府回迁后极受打击，但盛世过后仍给贵州留下了宝贵的遗产。8年抗战贵州经济的突飞猛进给贵州带来的现代化经营理念是不会消失的，何况有一部分迁入的技术人员和资本家在政府回迁后仍然留了下来继续经营。林建曾认为，“这部分留下来的人员就是抗战给贵州留下的遗产之一，贵州之后的发展，仍然要仰仗这批人在资金和人员撤离的废墟上重建黔商。”

　　大十字在贵阳的商业地位，跟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路、重庆解放碑一样，老幼皆知无人不晓。(本刊资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