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龙与琊川惨案

□文/图 王珺偲

　　我在寻找凤冈县琊川镇的民国旧事和轶闻时，1928年出生的徐正卿老人给我讲述了一件琊川人的惨案。

　　徐老说，在民国初年，琊川有个叫杨永熙的人很有才华，在龙里县洗马河当区长，被龙里的刘伯龙杀害。被杀的不仅仅是杨永熙一个人，还有随杨永熙一起到洗马河工作的二十多个琊川籍人，只有三人幸免逃回。

　　当时，听见“刘伯龙”的名字时，在我的脑海中出现了那个官至国民党陆军中将、康泽系(国民党特工组织：别动总队)要员、别动后总队参谋长、代理总队长，复兴社中央干事会干事，后任89军军长——刘伯龙。

　　如果真是我脑海中的这个军阀，他又怎么就和琊川扯上关系了呢?我请徐老把这个故事再讲详细一点时，徐老说他只知道有这回事，整个事件他也不清楚。我正在叹息之时，他说：“这事你去问杨志奎，他就是被杀的杨永熙的侄儿，他的父亲也在那次惨案中死去。”

　　于是我来到琊川上街的杨志奎老人家里。杨志奎，1932年出生，是一个很精神的老人，在一番寒暄之后，我说明了来意，本是笑容满面的杨老突然神色潸然，连连叹气。

　　“杀我一家五口，以及琊川二十多人的正是那个军阀刘伯龙。摆到这事就是我们杨家挥之不去的伤痛。”短暂的停顿后，杨老又一次打开那最伤痛的记忆。

　　出仕洗马河

　　据杨老说，自己的父亲杨少华有亲兄弟四人，分别是杨仲凡、杨少华、杨来双、杨永熙。一家人在琊川织布经商，耕种读书，家境殷实，知书达理。兄弟四人从小就读书习字，颇有才学，特别是杨永熙，文笔与口才更是琊川远近有名。

　　后来年轻的杨永熙任琊川小学校长，在民国18年(1929年)年，大胆改革，向封建礼教挑战，将原来的琊川的男校、女校合并，开创平等的现代教学模式。

　　也在此时，民国政府公布了《考试法》，规定了民国政府文官考试制度，这就是当时的“公务员”考试。而颇有学才的杨永熙当然没有放过证明自己学识能力的机会，第一次参加了“公务员考试”。

　　杨老说：“他(杨永熙)第一次考得很好，得了个第一名，但是不知什么原因与同学黄培兴(音)打了一架，于是就被取消了(资格)。”

　　民国22年(1933年)，杨永熙又参加了“国家公务员考试”，这此他以考入了省训团，省训团是民国政府当时培养国家干部的地方。在省训团短期培训之后，成绩优异、能力出众的杨永熙被派到龙里洗马河当区长。

　　龙里洗马河，即如今龙里县洗马镇，位于龙里县北部，距县城约60公里，因有洗马河而名，是龙里县的北大门，是通往湖南、广西的必经之地。

　　杨永熙到洗马上任后百废待兴，各方面的工作都需要人手来经办落实。俗话说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于是杨永熙便带上自己的三位哥哥：杨仲凡、杨少华、杨来双以及八叔杨佑正来到洗马协助工作。与他们一起到洗马的还有琊川的刘定州、刘云华、杨永森等约二十来人，他们把妻儿留在了琊川，随杨永熙到洗马去协助治理地方。杨永熙上任后，立即着手兴办学校、抓捕盗贼、大力禁烟等施政措施。

　　我也在《龙里县志*政权政协》中看到：“1933年9月至1935年9月，洗马区政府主要决议摘要：一、征募捐修小学校址，劝导儿童入学。二、加强自卫武装，协助乡保查禁烟毒。”的记载。由此可见，这群琊川人在杨永熙的带领下正在用自己的执政理念为洗马百姓谋福祉。

　　本以为杨永熙等人在此期间，在龙里洗马河此时因工作上的事，或者其他原因得罪了有人有枪的军阀刘伯龙，然后被杀掉就是此事件的结尾。

　　但是，杨志奎老人话锋一转，连续咳嗽了几声。缓缓的说：“我家父亲们被害，这还要先从刘伯龙结怨琊川说起。”

　　刘伯龙结怨琊川?难道他与琊川有什么瓜葛?我继续聆听……

　　结怨偏刀水

　　琊川，旧称偏刀水，因有偏刀水泉而名。位于凤冈南部，是湄潭、凤冈、余庆三县交界之处，有一脚踏三县之称。是一座六门石城，石城外有八个碉楼。在民国时期这里是通往南通思南、石阡、镇远北达遵义、湄潭、正安的交通要道，商业中心，军事据点。

　　据杨志奎老人讲，1934年冬，刘伯龙带领十余人马，携枪带弹赶回龙里。刘伯龙一行到达富庶的琊川附近，骚扰乡邻，明抢暗夺。琊川各保(当时实行保甲制度，相当于村)的乡绅保长都给区长付颖清申述刘伯龙之害，付颖清也焦急万分，毕竟人家有十多人枪，弄不好反而会惹火烧身。他一面命人加强戒备，坚守琊川城，以防不测;一面派人去给刘伯龙示好，称已经准备好酒饭，要好好款待刘伯龙一行，并称偏刀水乡绅父老给他准备了些银元盘缠。其意暗示刘伯龙尽快离开琊川，刘心领意会欣然答应。付颖清在琊川城外安排好酒饭，刘伯龙一行在付颖清杯盏交错中渐渐有些醉意，慢慢放松警惕，此时在付颖清的暗示之下，其手下将刘伯龙一行控制抓获缴械，并将刘伯龙捆绑在琊川万寿宫(琊川老镇政府处)里一天一夜。

　　其实，付颖清也不是完全为民除害才算计刘伯龙，在他心里另有打一番算，他是看中了刘伯龙手中的十余支抢。付颖清在缴了刘伯龙一行人的枪械之后，并没用杀他们，而是叫手下人的将刘伯龙一行人押送出琊川，押到乌江的葛闪渡渡河。

　　葛闪渡在今凤冈县天桥镇乌江边上，是一个古老渡口，在这里渡过乌江之后便是石阡境内。就在押送刘伯龙到葛闪渡之时，押送的人见刘伯龙身穿一件皮袄夹克，于是顿生不义之心，硬是将刘伯龙等人的衣物全部脱掉，占为己有。

　　后来我看到《张法乾先生访问记录》(刘伯龙日本士官学校同学)中称刘伯龙身材矮小，自尊心极强，乃至变态。

　　遥想1934年那个冬天，被脱掉衣物的刘伯龙在乌江边上吹着呼呼的寒风，冷不冷只有他最清楚。想必自尊心强到变态的刘伯龙心中最寒、最冷的不是乌江的风，而是在琊川被缴枪之仇、脱衣的之辱。

　　枪，因为枪。在那个乱世纷争的年代，枪可以带来权利，带来财富，也能带来死亡。当然，死亡却留给了杨永熙等人。

　　当故事听到此时，心中开始有些疑惑。刘伯龙来琊川了吗?为什么会来?刘伯龙真的因为杨永熙等人是琊川人而大开杀戒吗?

　　刘伯龙其人

　　后来我查阅了众多史料得知：刘伯龙(1901—1949)，字腾骧，弟妹四人。民国8年(1919年)考入北平南方大学政治系，而后，刘伯龙决心从武，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后，任蒋介石卫官，深得蒋介石信任，又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9.18”事变后回国加入复兴社。民国22年(1933年)10月刘伯龙任“南昌行营别动队”参谋长，简称“别动队”。

　　“别动队”就是一个特务组织，其任务主要是分为若干分队，深入苏区进行反共活动，并在那些红军暂时撤离的地区，组织带领地主还乡团对革命群众进行血腥镇压，反攻倒算。

　　而1934年12月至1935年4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贵州，横穿贵州中部地区，红军也来到刘伯龙的家乡龙里。想必红军来定要“打土豪，分田地”。估计刘伯龙家的财产和田地被红军分给了穷苦百姓，此时作为别动队的刘伯龙肯定要回老家维持其利益。《龙里县志》中有“1935年7月，别动队第十三纵队在龙里成立”的记载，而当时红军从湖南挺近贵州的主力路线是锦屏、剑河、榕江、台江、镇远、施秉、黄平、瓮安、贵定、龙里等地，这些地方正是贵州中部地区。所以刘伯龙避开红军所行进的路线，绕道路过琊川也就是情理之中。

　　《龙里县志*刘伯龙》中记载：“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刘率部驻四川垫江、邻水等县，所到之处，凡被抓者，统统杀掉，数以百计。

　　同年，任黔东靖绥主任，采取清匪缉私，清查户口，设置关卡等手段，对抗丁、抗粮之人抓住就杀，仅德江庙头(今德江县庙头镇)就杀掉300多人。曾一次用机枪就射杀50多人。在黄平、旧州两所中学中捕杀进步学生数十人。”

　　刘伯龙任国民党新二十八师师长期间，在黔东一带与清江河(今镇远县)的‘坐地虎’王朗先、潘致和、潘致祥的战斗中，刘部参谋长在黄古屯(今镇远县金堡乡)附近被伏击身亡。刘伯龙一气之下，下令向手无寸铁的村民进攻，黄古屯百多户人家被杀光、烧光，无一生还。”

　　《张法乾先生访问记录》中也记载：“刘伯龙部驻云南沾益(今云南沾益县)时，曾将一村3000余人悉数尽杀。”

　　据说，在实行“屠村”枪杀妇孺时，村民们痛骂刘伯龙是“屠夫”，将来“不得好死，必遭报应”。刘伯龙满不在乎地对下属说“我刘伯龙，名字是‘龙’，家在龙里也是‘龙’，一条猛龙过江，一条飞龙在天，谁能奈我如何?”

　　于是史料评价刘伯龙“嗜杀成性。有屠夫之名。”

　　当了解了如此种种之后，就觉得一个身材矮小，尊心强到变态致使嗜杀成性的刘伯龙，杀害琊川杨永熙等数十人也仅仅是小事一桩。在杨志奎老人口中，我也得知了杨永熙等人被杀的始末。

　　血染洗马河

　　民国时期，云贵两省的鸦片大多是经龙里销往内地。洗马河是鸦片特货的集散市场之一。《龙里县志》记载，1935年洗马的鸦片市场为120担，相当于12000斤。而杨永熙等人在洗马河的其中一项工作就是禁烟。

　　有一回，义勇队队长刘定州带着义勇队缉获了20担鸦片，将其没收，杨永熙准备等到赶集之日公开销毁。20担鸦片烟可不是个小数目，贩卖鸦片的商人着了急，想方设法都想取回鸦片，但知道杨永熙正直清廉，绝不会将鸦片还予自己的。这时，鸦片商人想到了一个人，他就是龙里赫赫有名的刘伯龙。

　　原来，刘伯龙在琊川被付颖清缴枪之后，他连夜赶回老家龙里，在龙里刘家可是有权有势。刘伯龙的兄妹四人，兄弟三人均在军界，自己又是别动队康泽总长的心腹，回到龙里的刘伯龙没过多久便拉起了约一个团的部队，番号便是“别动队第十三纵队”，在龙里以及周边地区刘伯龙可谓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于是，鸦片商人找到刘伯龙手下的副官张涛，加以贿赂，希望张涛能请刘伯龙出面去要回自己的20担鸦片。张涛带着商人去见刘伯龙，商人呈上给刘伯龙精心准备的礼物时，刘伯龙已经是满脸笑容，连声说好。刘伯龙问鸦片商人洗马区区长杨永熙情况时，鸦片商人说他不是本地人，是凤冈县偏刀水(琊川)人。

　　“偏刀水”……刘伯龙听到这三个字的时，想起自己在偏刀水(琊川)的被缴枪之仇、脱衣之辱，他那强大的自尊和变态的心理顿起杀意。然后自己亲带人马赶往洗马河，包围了洗马区公所，将杨永熙以及二十余偏刀水人收捕在洗马区公所内，全部杀害，扬长而去。

　　那次事件中只有刘定州、刘云华、杨永森三人外出办事才得以幸免，逃回琊川，其余死者有姓赖的、姓周的，其名字杨老不能记起。后来我拜访了84岁的杨昌余老人，她是当时幸存者杨永森的女儿，她说：“死在洗马河的人有好多哟，这件事在琊川上点年纪的人都知道。其他人都死了，我家‘伢’(音，父亲的意思)能逃回来真是一件奇事。”

　　据1923年出生的尚墙高老人回忆：就在洗马河发生血案之前，他与刘云华本来在凤冈土溪当“乡灯”(给乡镇长做杂务的杂役，当时土溪乡的乡长是琊川人杨国维)，乡长不愿意干了，他们也跟随回家。当走到凤冈时，刘云华给尚墙高说：“我们走贵阳洗马河杨区长那里去耍。”由于当时尚墙高只有12岁，很想家，就没有和刘云华去。后来洗马河惨案发生，刘云华逃了回来，他从此一辈子都不敢出远门。杨家买了房子去领尸，只抬了三架丧回来。

　　虽然我在《龙里县志》中没有找到这件事的具体记载，但其中有一句：“有一次，(刘伯龙)在龙里就枪杀了30人。”这应该就是这桩惨案的记载吧。

　　在那个纷乱的年代，有兵有枪的刘伯龙草菅人命，杀戮之后也不了了之。

　　杨志奎老人说到这事，他那深邃的眼神中泪光闪烁，咳嗽更加厉害，他喝了口水之后哽咽的说：“当时我只有三岁多，隐约的记得母亲和婶娘们在家哭呀，哭了好几天。后来自己的母亲把(琊川)中街的房子，和田地卖了一半作为路费，去龙里去领尸。母亲最后请人只抬回来三具尸体，一具是我八公(杨佑正)的，另外两具就是我父亲(杨少华)和幺叔(杨永熙)的。母亲还带回来(杨永熙)三页遗书，可惜解放后遗失。至今我还记得一句‘书可读，官不可当’的遗嘱”。

　　晴隆擒“龙”

　　“后来我到独山工作，我认识一个叫贾号平(音)的人，他曾任民国时晴隆县的秘书。他告诉我刘伯龙在1949年被乱枪打死在晴隆县政府大院内。”在最后杨老把他打听到的刘伯龙的下场告诉了我。

　　我也在寥寥不多的资料中证实了刘伯龙的结局。

　　1949年贵州解放前夕，解放军已经到达湘黔边境，刘伯龙不仅违抗省主席谷正伦的军令，又将主张和平起义的黔军总司令卢焘杀害。在往西行退往云南时刘伯龙还拥兵自重，把谷正伦的一个团收编，并且挟持逼迫谷正伦让出贵州省的军政大权。

　　而在西行即将到达云南边境时，谷正伦又接报称：云南方面封锁边境，禁止人车通行。原因就是刘伯龙部驻云南沾益时曾将一村之人悉数尽杀，云南省民愤慨，希望处理刘伯龙，否则断绝交通。

　　种种原因之下，时任贵州省主席的谷正伦向蒋介石电述刘伯龙之不法及抗命之后，谷正伦开始擒“龙”。在《张法乾先生访问记录》中有详细的记载：

　　1949年11月18日谷正伦假意将贵州军政大权交予刘伯龙，请他到晴隆县政府内，谷正伦将写好的“贵州绥靖主任暨省府主席保安司令着由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全权代理。主任兼主席谷”的移交手续交给了刘伯龙。刘伯龙当时非常得意，当他走到前院礼堂时，被早已经埋伏在此的士兵乱枪打死。

　　据说在当枪决刘伯龙的布告出时，各地群众鸣放鞭炮欢庆，奔走相告，拍手称快，说他罪有应得。

　　刘伯龙在他生前，为一个“龙”字感到非常得意，以为自己是飞龙在天，升官发财都是命中注定。殊不知，晴隆谐音“擒龙”。头上三尺神目如电，沾满鲜血的屠夫刘伯龙死于乱枪之下，也算是祭慰了被刘伯龙屠杀的无辜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