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顺“二黄”

□文/图 厐思纯

　　黄干夫

　　光绪二十年(1894)，天津人严修出任贵州学政。莅任后，严修锐意兴革，创经世学堂，开官书局，疏开经济特科，大力推广科学文化知识，为贵州培养出一批新型人才。在严修经世学堂招收的首批俊才中，安顺学子黄干夫(字禄贞)出类拔萃，尤为出色。在《蟫香馆日记》中，严修对黄干夫勤苦力学，才华横溢的表现极尽褒奖勉励之词，认为其“惜无名师前导，又无仪器、图书以资其用，使(如果)处于京沪楚鄂地区，所造(成就)远矣!”

　　黄干夫并非贵宦子弟，亦非来自书香人家，其家不过是安顺幺铺一卖盐小贩家庭。然而黄干夫自幼聪慧，对绘画情有所钟。据凌惕安先生《达德学堂创办人黄干夫》所载：“儿时，见母作衣履花样，辄效之。坐卧墙壁间，绘狗马鱼龙、竹石花鸟、日月星辰状，以为笑乐。父屡呵禁，不能止;母彭独默许之，当吼声若雷时，尝故作反语曰：‘汝胡不学东家儿，街头浪荡，猜拳打马，顾何苦讨而父骂乎?’父惊悟，卒听之。”自此黄干夫与绘画结上了缘。

　　年岁稍长，黄干夫进入私塾，跟随外祖父王紫沾与表兄彭雨生学习文化。彭雨生系天主教徒，常从教会借得西方近代图文书籍回家阅读，黄干夫由此对格致(数理化)，天算和绘画 “酷嗜之，至忘寝食，覃思冥悟，不假师承，豁然贯通”。

　　光绪二十年(1894)，严修创设经世学堂，特向在全省招收40名俊才，黄干夫以数学、物理入选。在经世学堂的6年间，黄干夫学习经世之学，“惟日孜孜，而所学愈加邃密”，而老师严修为振兴黔中文教的忘我精神给他深刻印象，并成为其后他办学的精神支柱。

　　严修去职后，经世学堂停办。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内忧外患的加深，“教育救国”的思潮又在华夏大地上风行起来。光绪二十七年(1901)，黄干夫与贾一民、凌秋鹗、张彭年、蔡岳等青年士人，以“教育救国”为己任，在贵阳忠烈宫后苑组织算学馆，研究推广自然科学，力求促新黔中教育，改变愚昧落后的社会意识。

　　在这几位有志青年的主持下，算学馆越办越好，名气也越来越大，成为新文化、新知识的传播地。黄干夫在馆里专门从事数学和物理研究，自任主讲。后来寓居上海的名医孙孝宽和商务印书馆编辑、物理学家周昌寿，以及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李仲公，均在算学馆师事过黄干夫。

　　迫于外患频仍，国内革命风起云涌的严峻现实，光绪三十年(1904)，清廷下诏废黜科举。是年，黄干夫、贾一民、凌秋鹗等18人将算学馆易名为“达德学堂”，公推黄干夫为堂长，并在其地址正式办学，招收学生。从此“达德”像一个“播火者”，高擎着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的火炬，点燃了黔中大地，为贵州近现代史上谱写了辉煌的篇章。

　　达德”一词，出于《中庸》：“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黄干夫等人秉持着这个理念，将此作为达德的校训，要求学生：好学、力行、知耻。照凌秋鹗的话来说，就是“学生就应该好学，就是热爱学习，学知识，做学问。学了知识就知道我们国家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文明古国，知道我们国家如今蒙受苦难，‘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沦为半殖民地;学了知识才知从古至今有许多仁人志士，为国为民捐躯;学了知识才能立志做一个救国救民有用的人。而且，光学到知识是不够的，贵在‘行’，就是说，你立了志就要为你的志向而努力，踏踏实实地去实践，这就叫力行。‘知耻’就是要懂得我们国家蒙受耻辱，中国人就应为洗雪国耻而奋斗……”

　　学校教师都以这个标准要求自己，把这种生命和精神传递给学生。在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时期，他们不断地把新的文化，新思潮带入学校，把达德和整个时代紧密联系起来，把人格培养和文化精神的建设、传递融为了一体。

　　光绪三十一年(1905)秋，黄干夫被选派赴日本考察教育。在日期间，他心系达德学堂教务，“遥为主持，鱼雁往来，筹谋无所不至，关于应兴应革之事，件系条缀，巨细靡遗”。次年，黄干夫学成归国前，为使达德学堂与时代接轨，为节约经费，他亲自采购图书仪器，并监运回国。这种献身教育的精神，颇受同仁钦仰。

　　返筑后，适逢达德第一班学生毕业，学堂为此开游艺会，展出所购置的图书仪器，分部陈列。参观者见所为见，大为惊异。前礼部尚书李端棻亦在其列，“欢喜赞叹，语先生(黄干夫)曰：‘余方以耄庆，何期今日喜见乡校之兴乎!’”

　　在清王朝统治的最后几年间，黄干夫务被任命为贵州提学使学公所实业科科长兼中学师范物理教授。民国初年，他任本省实业司司长、下游矿务总办;其间曾在青岩开设瓷厂，自行设计图案。因其绘画设计高超，成品颇受社会欢迎。

　　1917年，黄干夫迁居北京，就职于农商部。初抵北京，其一度住经世学堂同窗姚华寓居之所莲花庵。姚华是当时已是名满京华的书画大家，与陈师曾、王梦白、齐白石齐名。姚华不惟在生活上时时接济黄干夫，在绘画上更毫无保留地介绍自己的心得体会，使黄干夫得益颇多。姚华见黄干夫喜画人物，不仅提供梁楷、贯休诸人作品供其观摹，还出示汉唐造像以供借鉴。为使同学融入主流社会，姚华帮助黄干夫融入北京的书画界，与陈师曾、王梦白、汤定之等大家认识。自此，黄干夫眼界大开，画艺上了新的境界。

　　1928年夏，黄干夫南下投奔其弟黄齐生。次年秋，北游沈阳，其后客寓镇江，与当地文士结梦溪诗社。1935年7月24日，黄干夫中风辞世，享年65。

　　黄干夫是民国年间贵州著名画家，以人物画、罗汉图、山水、花草享誉黔中画坛。凌惕安先生评其画作曰：“所作画，山水之外，亦工人物，于佛像尤精到，极壮严生动之观。早年不轻示人，晚乃日即于宏肆，而真情流露，温柔敦厚，斯已得之。”

　　谢孝思先生认为黄干夫的“山水揉南宗北派，笔墨沉着，构境清新，不滞三王格调’。对其《溪山深秀图》推崇备至，称其“笔墨爽适，气势雄伟似戴文进;而景物丰富，布置咸宜，直追北宋郭河阳、燕文贵诸大家，当是精意之作”。

　　陈训明先生在《黄干夫的绘画艺术》一文中这么写道：“黄干夫移居江南之后，多次游览江浙名胜，遍参苏杭名山大刹。许多佛寺中驰名中外的罗汉塑像以及世世代代珍藏留传下来的古代罗汉图，对他晚年的绘画题材和绘画风格产生深刻的影响。

　　黄齐生

　　黄干夫之弟黄齐生，亦受业于外祖父王紫霑及表兄彭雨生。15岁时，因家庭困窘，黄齐生进入安顺城内一家经营洋纱布匹和鸦片的“义兴恒”的商店当学徒。学徒工作烦重却无分毫工资，然而黄齐生从不抱怨，工余之暇读书不倦。对其而言：生活虽苦，乐在其中。四年后，黄齐生“满师”，继续在店里帮工四年，每月薪资四钱(可买三、四升米)。这样的日子又继续了8年。在此期间，他广阅书籍，涉猎旧学、新学，对文史、音乐及数学、格致有所研究。

　　黄齐生进入“达德”实属偶然。有一次，实业家蔡岳(辛亥革命时贵州大汉军政府首任财政部长)看到黄齐生写给黄干夫的一封家书，感到其文理清晰、见解不俗，于是聘请其赴贵阳为他工作。1904年黄齐生由于精明干练，成绩卓著，被蔡岳先生任命为 “群明社”(书店)总经理。

　　1902年，其兄黄干夫等人创办“算学馆”，逾年在此基础上“达德书社”。又一年，“达德书社”易名“达德学堂”。初创时期，黄干夫任校长，教师均义务职。由于经费短缺，一些教师便借故离去，另谋高就。为了不使学生学业荒废，黄齐生毅然辞去“群明社”职务，投身教育，成为达德学堂的一名教师。

　　黄齐生任教达德后，大胆地宣传新的思想，同封建势力作斗争。1905年，他倡议达德加办女学，聘任女教师。当时的封建遗孽极力反对，他们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入学，男女同校有伤风化。而黄齐生和教师们则率先将自己的女儿和侄女送入学堂，开创了我省女子教育的先河，后光懿、贞静等女校亦相继兴办起来。当时，贵阳社会风气闭塞，一般人认为女子就应该缠足，黄齐生又动员女儿、侄女和女教师董德莹带头倡导“天足运动”，同封建守旧派斗争。从而影响了整个学校，轰动贵阳社会各界，放足的妇女越来越多。同年，黄干夫赴日留学兼考察教育，达德校务撑持又陷困境，在无力雇用校工的情况下，黄齐生除教务外，还充当早晚看守和开关校门等工役。

　　黄齐生是一个颇具先进思想的教育家，他时刻走在时代的最前列。武昌起义时，他一面号召学生反对帝制，积极参加护城和护校的工作;一面与“自治学社”、“宪政派”联系，共谋起义。在其与蔡岳的领导下，达德学堂的部分师生组织起来，领了枪支，其中的骨干就有黄齐生的外甥王若飞。贵州大汉军政府成立后，当局“屡以要职待黄齐生选择”，他坚辞不受。然而之后其兄干夫在实业司创办勤工局、农事试验场、女工讲习所、商品陈列所、省会公园等贵州新兴实业，黄齐生均积极襄助，不遗余力。

　　1913年，黄干夫、凌秋鹗从政为官，众推黄齐生出任校长。为了交流教学经验，黄齐生带领全校师生创办了《达德周刊》，把周刊作为宣传新思想和新文化的舞台。在周刊上发表政治时事评论，鼓励婚姻自主，提倡汉族同各少数民族文化的沟通。他常教育学生，要关心国家大事，他曾带领达德师生上街示威游行，反对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阴谋复辟，登上皇帝宝座之时，他踊跃参加护国运动，通电响应蔡锷的正义行动，并上街演说，痛斥袁世凯卑劣行径。

　　1917年冬，黄齐生带领贵州官费生、自费生26人东渡日本。出国前夕，他在上海往见孙中山，畅谈至深夜。抵日后，他一面为留学生的住宿、学习、生活和工作奔走，一面参观访问，仔细观察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社会状况。1919年5月9日，是中国的“国耻纪念日”， 是1915年中国人民反对袁世凯与日本人签订丧权辱国“二十一条”引为耻辱的日子。然而日本人在这天大肆庆典，从而激起了在日中国留学生的极大愤慨。加之国内这时爆发了“五四”运动，旨在反对巴黎和会将允将德国在山东掠夺得一切权力全部让予日本。为表抗议，中国留学生相率回国。返国后，黄齐生组织“贵州教育实业参观团”，周游山东、河南、河北、山西等省。到北京时，经胡适援引，黄齐生曾与美国著名学者杜威见面，交换各自对教育的见解。

　　是年年底，返回上海的途中，参观团经济断绝，困在昆山，宿于破庙之中。当黄齐生得知上海有组织号召青年赴欧洲勤工俭学，他慨然说道：“有国内的穷死，无海外的饿死，愿赴欧洲勤工俭学者，我们一到去。”大家被黄齐生的热诚所感动，都愿意与其同往欧洲。之后，在蔡岳的资助下，黄齐生又率贵州学生赴法勤工俭学……

　　据谢孝思先生《黄齐生传略》所载：抵欧后，“黄齐生与贵州留学生先后在伦敦、巴黎、方敦普鲁共同生活。学生上工，黄为他们洗衣做饭，晚间听学生们谈论工厂、学校情况和天下大事。他曾到工厂做打铁工人。因王若飞介绍，黄齐生认识了蔡和森、罗迈、徐特立。交往较密，与徐老友谊尤深。黄齐生在巴黎3年多，举凡当时王若飞与先进同志所推动、领导的革命活动，他无不尽力积极支持”。

　　1923年春，王若飞转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就读，黄齐生结束了海外生活，乘轮归国，回到达德学校担任教职。在其后的两年间，他担任视学，足迹遍及黔北20余县，以兴革除弊，振兴教育为职志。1926年，黄齐生出任遵义省立第三中学校长兼语文教师。任教期间，他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屠杀共产党人，发表反对封建婚姻的文章，因而招致反动势力的嫉恨，从而被解除教职。之后，贵州省省长周西成又以“接近共党嫌疑，主张自由恋爱”的罪名通缉他，迫使其逃往四川。1927年冬，黄齐生转赴上海，与王若飞匆匆一晤，见到外甥已成为卓越的共产党人，黄齐生倍感欣慰。

　　与王若飞告别后，黄齐生受友人之邀，前往广西南宁参观“新政”，因与自己期望的甚远，他随即返回上海。不久传来周西成解散达德学校的消息，黄齐生心潮澎湃，奋笔疾书，撰《“新贵州”的真相》文，载于上海《黔首》报刊，以无可争辩的事实，揭露周西成专制独裁的统治。

　　1929年初夏，周西成兵败身死，达德学校恢复了教学，然而此时李晓炎、毛光翔争斗剧烈，黔中又陷入乱局。为今后打算，黄齐生暂缓返回贵州，举家迁往南京。听说陶行知在晓庄办学，其“实验乡村教育”的理念与自己甚合，黄齐生便前往燕子矶晓庄学校所在地，与陶行知促膝长谈。之后黄齐生携家搬往晓庄，与陶行知共事。任教期间，黄陶二人对于校中师生参加中共地下活动，均支持保护。

　　1931年夏，黄齐生一度到昆山徐公桥农村改进实验区、山东邹平乡村建设研究所和河北定县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任职。同年冬，得知王若飞在归绥被捕的消息后，黄齐生立即赶往归绥。在看守的监视下，舅甥隔着铁窗，倾吐衷肠。由于关心外甥的安危，黄齐生“在监狱附近租了一间小屋，隔五日探望一次。舅甥谈心析理，两人豪情壮志，谈笑声闻百步外，狱中人为之感动。王若飞顾念舅父年老体弱，请他南归”。一年后，黄齐生再度去绥远狱中探望王若飞，同时与王妻李培之展开了营救王德活动。

　　之后，黄齐生游走于上海、广西，其间因兄黄干夫病逝奔丧镇江。为悼念亡兄，黄齐生撰《先兄干夫生活纪要》一文。其文史料性强，从中折射出辛亥革命前后30年贵州社会历史。1936年，黄齐生返回贵阳，协助达德学校校长谢孝思工作。时值红军长征离黔北上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造谣，欺骗民众。有感于斯，黄齐生举所见闻，力辟谣言。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得知王若飞出狱赴延安的消息后，黄齐生于冬天偕李培之等奔赴延安。到延安后，黄齐生一行受到中共领袖毛泽东的接待。毛泽东称赞黄齐生是共产党最艰难的时后，党外人士同情、爱护党最早的一人。在中共中央的安排下和王若飞的陪伴下，黄齐生对延安政治经济、军事、文教诸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参观，延安朝气蓬勃的新气象，军民同仇敌忾的精神面貌，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1938年4月，黄齐生返回贵州，受到贵阳文教界的欢迎，各学校、团体纷纷邀请其介绍延安的情况。黄齐生以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无可争辩的事实，揭露了种种诬蔑中共抗战的澜言。国民党贵阳市党部对此大为光火，扬言：“黄齐生从延安归来，大肆替共产党义务宣传。”黄齐生坦然表示：“共产党抗日积极，有办法，我为之宣传，这确是我的义务。要我不讲，如何可能?”然而静而思之，黄齐生深知市党部不会就此干休，为家人安全考虑，他于6月偕夫人前往昆明。在其后的两年间，黄齐生积极参加昆明文教界的救亡活动，因此深受爱国青年爱戴。

　　1939年初，贵阳遭到日机的“二·四”轰炸，伤亡1937人，大批民房被毁，繁华的商业区成了一片废墟。为避日机的再次空袭，达德学堂搬移到贵阳城外的摆郎农村。受谢孝思校长之邀，黄齐生携家再次返回贵阳。他的到来，为达德学校注然了新鲜的气息。不久，国民党贵阳市党部接到达德学校的内线报告，说黄齐生在校为中共宣传，家中壁上挂着他女儿在延安的照片。党部迫于輿论压力，不便公开加害于他，便冠以其“莠民”，以此迫使他再次流亡。

　　四川的政治空气并不比贵州好，黄齐生在重庆歇马场乡村建设育才学院担任文史教员后，因与陶行知、黄炎培、沈钧儒等从事民主团结抗日救国活动而被院方列入黑名单。由于院方处处为难、不断找茬，黄齐生只好辞职。之后，他到壁山正则艺专当了三年的文史教授。1942年岁末，黄齐生决定到延安定居。

　　1943年1月31日，黄齐生携家安抵延安，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待。在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的安排下，黄齐生常到延安社会团体、学校演讲。通过与中共高层人士的接触，黄齐生逐渐改变了“教育救国”的片面认识，思想得以升华。

　　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国民党特务在会场寻衅闹事，打伤爱国人士李公朴、郭沫若等，激起全国愤慨。延安各界推举黄齐生为代表赴重庆慰问。3月22日，黄齐生携孙晓庄乘飞机抵达重庆。慰问工作之余，他撰《延安选举见闻记》、《对于社会大学之我见》等文，又往壁山正则艺专去演讲。

　　同年4月8日，黄齐生与孙子晓庄、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代表王若飞、秦邦宪、新四军军长叶挺及夫人、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邓发，以及美籍机师4人，乘机返回延安时不幸遇难，机毁于山西兴县东南之黑茶山。

　　黄齐生享年67，与“四八”殉难烈士同葬于延安。

　　“安顺二黄”是清末民初贵州著名的教育家，他们毕生为贵州的文教事业倾尽了心力。回眸历史，人们不难发现，在黄干夫、黄齐生主持达德学校期间，他们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有用之才。这些“达德”的毕业生，在辛亥革命、反袁护国、抗日战争及新中国的经济文化建设中作出巨大的贡献。饮水思源，“安顺二黄”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