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城最后的私塾先生

□文/图 刘隆民

　　甘庄是小碧乡的一个自然村，离老贵阳十公里。甘庄的大庙白龙寺，位于甘庄河边。此寺建于康熙年间，至今已近四百年。有正殿三间，中供观音，左右供牛王和马王。侧面有僧舍三间，楼上是戏台，楼下的堂屋办了一堂私塾。

　　这堂私塾有学生十六人，都是农民子弟，大的将近二十岁，小的只有几岁。除了两个女生之外，都是男生。给先生的“敬束”不是钱，而是米、油、煤、炭等生活资料，以物易教，很富有农村私塾的特色。

　　明清以来，贵阳城区就有私塾近百家，还不算遍布农村的塾馆。城里的塾馆都有名字，比如立本、三乐、明道、务本等等，其堂名都来自《论语》。教学內容有深有浅，但都不离“三、百、千、千”和“四书”、“五经”。清朝末年，新学渐起，私塾受到冲击。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 1910年学部颁布《改良私塾章程》，调整私塾的课程、教法，促使私塾向近代学校靠拢。辛亥革命以后，私塾在中原地区基本退出历史舞台。但在西南等地，尤其是农村，私塾依然存在。抗日战争中，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下令取缔私塾，城内的塾馆绝大多数解散。贵阳只有开馆五十多年的飞山横街雷家塾馆，办到了1949年。但在农村，由于不少文化人疏散下乡，私塾还在销烟中小有发展。甘庄的这堂私塾，就是这一回光返照的余晖。这堂私塾开办于1946年，解放以后还办了两年，直到1952年才停办，是筑城最后一个逝去的塾馆。

　　笔者的母亲谢如宾，字鸿骞，是这堂私塾的先生。她生于光绪二十六年即1900年，1987年逝世。谢氏是筑城书香门笫，代有闻人。我的外公谢晋臣为清末秀才，受聘到望族王家教族塾，名人王梦淹就是他的学生。外婆去世后，外公拒不续弦，悉心抚孤，把两个女儿当学生来教，以至她们一直都喊他叫“先生”，从来未喊过一声父亲。1921年，贵阳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开办，母亲成为了第一期学生，成绩名列前茅，书画也好。婚后，因我父亲在县长任上，她除了与亲戚们有所往来之外，就是读书、写字、画画。她尤爱古瓷，曾用线描把家中所藏瓷器勾勒出来，每幅还附有用蝇头小楷写的几十上百字的考释。抗日战争爆发，全家疏散到倒岩。在此不幸遭遇火灾，烧尽家里所藏书籍、字画，毁了珍藏的上百件瓷器，她悉心描绘的百瓷图，也付之一炬。后来，经一位姓陈的人介绍，父亲应聘到谷立大坡教私塾，以此维生。父亲去世后，母亲续教此馆，并对私塾进行大胆改良，声名鹊起。两年以后，受聘到甘庄白龙寺塾馆执教。母亲把这堂私塾办得很有声色，直到1952年才奉令散馆，成为了筑城最后塾馆的最后一位先生。

　　母亲生在封建社会的末期，经历了清末、民国和新中国的前四十年。三个不同朝代的浸染，使她的履历显得很富时代烙印。她包过小脚，但清末尤其是辛亥革命后废除了包小脚的陋习，她放了脚，参加了贵阳的“天足会”;她从小受的是传统的儒学教育，但新学兴起，她又入女师接受了现代教育文化;她生于封建世家，但又冲破礼教的束缚，通过自由恋爱，与我父亲结婚;解放以后虽从事体力劳动，又不失斯文，言行举止还是“先生”的样子。这种旧与新、文与野的矛盾融合，还从她的习惯和情趣上形象地表现出来：她有一根的生漆手杖，是我父亲请人从大方带来的。几十年来，她无论远近都要拄着它。即使在甘庄时去猫洞赶场，她也要它伴行。她拄着手杖在乡场上一走，没有一个人会认为她务农。那时一般不叫手杖，而叫“自由棍”。拄自由棍并都不是身体需要，而是那时文化人的一种追求，是一种对文明的向往。但拄自由棍的人，大都是男性，女性很少，她一生不离自由棍，解放后也如此，就是去摆连环画求生，也是左手提书箱，右手拄手杖，显得很特别;她喜欢一件青花，珍爱备至。这是“接老祖公”时专门用来发麦芽的一件祭祀瓷器，是快解放时在铜像台地摊上买的。她说这是件同治青花，品相虽一般，但色泽清丽，纹饰大方。她还跟我说，青花不只是名瓷，它单纯、素朴、典雅、是国人志趣的聚光。我想，她身处困境，在衣食无着的情况下，却有兴趣放情这件普通的青花，可能是一种移情于物的精神寄托，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境界的精致追求。

　　甘庄是个汉族大寨，有严、陈、傅、刘、杨五大姓，共六十多户人。在母亲去甘庄前，已由傅姓在傅家上院办了一堂私塾，执教的是吴先樵先生。吴是谷脚人，五十多岁。他虽世代务农，但家境殷实，未做过农活，从五岁发蒙读族塾，一直读到三十岁，可谓饱读诗书。但他囿于长期生活在农村，教法陈旧，不思改良，因而呼声不高。闻母亲在谷立教学有成，严、陈、刘、杨四姓即在白龙寺另办一堂私塾，聘请母亲执教。由于母亲进过女师，接受过新式教育，教法灵活。每逢春、秋之季，还带着学生到田园之中教读相关篇章，很有点“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味道。教学内容上，除了传统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和“四书”“五经”之外，还加了祭帐、祭文、拜帖、契约、春联和填包、写碑等应用文体的写作，之后又加了珠算，教学生打“三盘清”、“七盘清”，极能切合东家和学生的需要。加上刘、谢两姓均为老贵阳的世家，亲朋又都是贵阳的豪族名士，母亲所听者广，所见者多，教学容丰富生动。吴先樵先生塾馆难于办下去，回谷脚老家了，其学生有的也转入到母亲门下。母亲的为人好，声望很高。甘庄人对她在文事上的赞美，也非常有特色。他们夸她的字时，不直说她的字如何好，而说“刘(夫姓)先生写的字，横起是沟沟，直起也是沟沟。”他们赞誉她的诗文，也不直说她的诗文如何好，而说“人家刘先生写的那诗文，丢在河头，鱼都要着痨(闹)死”。

　　她在甘庄白龙寺塾馆教书时，我随堂就读，跟着她教的学生一道，填红格本、临《玄秘塔》、背”四书”“五经”，读“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我还在读私塾时，生了一场大病，半个月不退烧。我上无伯叔，中鲜兄弟，是母亲的唯一亲人和希望。她见我病成这样，急得走投无路。她上天无路，下地无门，只好求助于庙里的菩萨。她真诚地许愿，只要菩萨保住我的小命，愿吃一辈子长素。我起死回生之后，她就不再吃肉了，一直到谢世都是这样。四十年中，不仅不吃肉，连葱、蒜也不吃。

　　私塾废止后，花溪区文教科通知她去公办学校上课。不知为什么，她没有去，而在甘庄参加土改，分到了田土，白龙庙的僧房也分了两间给我家。她学着做农活，很吃力，一个知识女性、大家闺秀，弃教从农，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我也学做农活，割土坎，铲火土，挑类泼辣角。我12岁遵从母亲的旨意，去龙洞堡小学考插班生，居然考上了五年级。一年后，我考进六中。

　　因为家庭贫困，我一上初中就吃“人民助学金”。初中毕业时，贵阳金店的李经理，见我家境困难，叫我去金店当学徒，母亲谢绝了她的好意。高中毕业时，母亲快60岁了，两鬓斑白，提装连环画的箱子已很吃力。有人又介绍我去矿山机械厂当工人，母亲也谢绝了。有位邻居还鄙夷不屑地说：“穷成这样子，还读什么书?”她笑了笑，没有作答。事后，她对我说：“刘家是书香门第，不能在我手中断了，你要读书，光宗耀祖，改换门庭。”颤葳葳的她，脸上透出一种坚毅：“我想好了，我去帮人，你去读大学。”一位出生于大户人家的千金，为了儿子的前程，快六十岁了，还不惜去帮人，这就是母亲，无私付出，不计回报的我的母亲。她不会说大话，更不会说套话，朴实无华，是一位黑格尔所说的“主观为自己，客观利社会”的平凡而又少见的知识女性。

　　晚年，她经常对我说：“你要好好做人，以诚为本，与人为善，认真教书，成家立业。”我谨记她的话，澄怀正性，扎扎实实地教书育人。课余也不敢浪费半点时间，即使生病，也不忘探求和奋斗。母亲对我在教学上的每一点成绩，都很高兴。至于我发表的文章，她就更加关注，每一篇都翻来覆去地看上好多遍。

　　1987年9月，秋天到了。17日的那天晚上，母亲躺在躺椅上看《万花楼》。见我要出门，她放下手中的书，对我说：“今天你哪里都不要走，我半个小时后可能就要谢世。”我笑了，不相信她的话。虽然如此，我们一家还是守在她的旁边。秋风从窗外吹来，撩起她银白的发丝，慢慢闭上了眼睛，无疾而终，享年87岁。母亲归葬在甘庒白龙寺对面的大坡上，这是她含辛茹苦耕耘过的地方。

　　作为她希冀极专的后代，我们一家共同决定，要在她的墓侧立一块石碑，上刻：

　　这里安息着筑城末代塾馆的最后一位先生。她一生的苦斗和追求，彰显了私塾读物中蕴含的中华传统美德。

　　后记 写完此稿，掩卷深思，突然觉得我母亲很有可能是贵州私塾杏坛上鲜见的女性。清末之前，有文化的女性，凤毛麟角，即使是学有所成者，封建礼教也不会允许她们登大雅之堂，教圣贤之书。辛亥革命之后，歧视女性的风气逐步淡出历史，全国各地办了不少“女师”，培养了一大批女子师范人才，但她们都走上了欣欣向荣的现代学校讲坛。贵州虽私塾林立，绵延的时间也长，但地区敝塞，思想守旧，教私塾的都是男性。省立“女师”毕业的三千弟子中，据说也只有母亲一人因境遇所迫在私塾耕耘。近十多年来，我断断续续查阅资料，走访村寨，了解私塾情况，发现除我母亲外，贵阳乃至全省确实还未见到第二位私塾女先生。

上世纪五十年代谢如宾先生在阳明祠

给谢如宾先生的聘书

作者身后即筑城最后的塾馆—甘庄白龙寺僧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