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田兴恕故居

□聂舒元

　　凡是到了湖南凤凰古城的游人，似乎没有不到沈从文故居参观的。已是夕阳西下时，沈从文故居内仍然是观者如织，故居外还排着长队等待进入。而与之仅隔几条巷道的田兴恕故居就显得十分冷清。
　　“田兴恕是什么人？提督是个什么官？”
　　走在我们前面的几个“背包族”青年男女望着田兴恕故居门首上的匾额，议论着走开了。
　　是啊，田兴恕是什么人？这位曾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令我国人扬眉吐气的田兴恕，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记忆。
　　田兴恕故居是一座典型的湘西风格的三合院，大门门首的匾额上赫然写着“贵州提督田兴恕故居”，进入大门，首先看到的三大间正房，已经布置成了展室，除当年的家具而外，更多的是图片、文字资料，主要介绍田兴恕的童年和青年的有关传说故事，以及怎样从一个苗族青年士兵在10年间跃上了贵州最高军事长官——贵州提督。正房两旁的厢房里也是类似的成列，而很遗憾的是田兴恕在近代史上令人感动的事迹却提及很少，几乎没有图片资料。
　　据史载，清成丰十年（1860年）正月，正是贵州各地少数民族起义风起云涌之时，时任楚军总兵的田兴恕，因在贵州黎平剿匪有功，被清朝廷任命为贵州提督。
　　到贵阳上任之初，田兴恕看到，一些外国教会的传教士以本国政府为靠山，依仗不平等条约，在传教的同时还进行超出宗教以外的侵犯中国主权的种种不法活动，霸占田地，无视中国法令，干扰地方行政，庇护教民，欺凌百姓。是可忍，孰不可忍！作为朝廷一品封疆大吏、贵州一省的最高军事长官的田兴恕早已义愤填膺。咸丰十一年（1861年）二月，因《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使法国在中国获得了传教特权，天主教贵州教区主教法国传教士胡缚里收到了法国公使传来的“传教士护照”，护照由朝廷总理国事务衙门签发，并附有录载和约要款三条的谕单（告知巡抚和提督的公告）。为使天主教在贵州的传教得到贵州官府的正式承认，胡缚里决定择日持护照见贵州军政大吏。于是成丰十一年（18861年）二月二十五日，胡缚里在贵州天主教法籍外事司铎任国柱的陪同下，前往提督府见田兴恕。为了显示自己的地位是与巡抚和提督相等的，并使这次会见对贵州官府造成一种公开的外交压力，胡缚里精心组织了一百多人的仪仗队，他头戴方巾帽，身挂紫带，乘坐八台紫呢大轿，打着法国国旗，在贵阳大街上一路吹吹打打，前呼后拥，招摇过市，耀武扬威地往田兴恕的提督府而来。此状更是令田兴恕大为恼怒。
　　“军门重地，不得擅入，违令者，斩！”田兴恕传谕道。
　　胡缚里一行只得在提督府前等候，这一等几个小时过去了，不见提督府的任何官员出来招呼。此前由于外国传教士很少在贵阳公开露面，贵阳人也很少见到高鼻子、蓝眼睛的“洋大人”，纷纷前来围观，如看猴戏，使得提督府前水泄不通。
　　当时“又值巡街军士到署换班，手中兵器鲜明，主教、司铎心甚疑惑，更睹军民人等交头接耳，恐惧突生。先由任司铎弃轿转入巷中，易服逃去，胡主教得闻司铎已遁，亦弃轿改换洋装逃出辕门”（民国《贵州通志》）。
　　围观的老百姓见此情景，更觉爽快，争先恐后、人潮涌动，一时街道堵塞，人声鼎沸，一片混乱。此时，只听得提督府内突然号炮声响起，田兴恕传：胡缚里进见。而胡缚里、任国柱等早已飞奔逃往北天主堂。一路上，看热闹的，看“洋大人”的，跟踪追至，笑声阵阵，好不快活。
　　为了进一步惩治外国不法传教士，田兴恕还与巡抚何冠英联名向全省各级官员发出了一份“秘密公函”。在“秘密公函”中，把不法天主教徒斥为“异端邪说”的代表，最为害民。为了防止不法教徒到处坑害百姓，要求各级官吏“无论城乡，一体留心稽查，如有来外方之人，谬称教主等项目名，欲图传教惑人，务望随时驱逐，不必直说系天主教，竟以外来匪人目之，不得容留。倘能藉故处之以法，尤为妥善”，还把反不法教徒是否积极有力作为地方官员考核业绩的重要依据。
　　在此背景之下，随即发生了震惊中外的青岩教案和开州教案。
　　咸丰十一年（1861年）端午节，青岩老百姓按照习俗纷纷走出家门“游百病”（驱赶病魔），当部分群众走到姚家关大修院门口，有小孩无意喊了句“火烧天主堂，洋人坐班房”，大修院守门人和修士们闻声冲出，辱骂并驱赶老百姓。青岩团务道赵国澍（状元赵以炯之父）闻讯，立即派团丁包围大修院，将闹事的四个修士解至城内团务署。告诫他们放弃“洋教”，脱离洋人，违者处死，并要求他们五天之内给予答复，随即放了四个修士。但规定的时间已过，大修院的几个修士并未给予任何答复，赵国澍再次派团丁到了大修院，院长白伯多禄已率众逃跑，团丁只逮捕到了守门人，刚出院门又捕获了两个修士，赵国澍再次要求他们退出天主教。遭拒绝后，赵国澍将守门人和两个修士关押在龙泉寺，并放火焚烧了大修院。然后赵国澍快马飞报田兴恕。田兴恕喜出望外，几天后，田兴恕将赵国澍由青岩团总提升为贵州团务总办，并将贵阳东门外的九华宫改做赵国澍的全黔团务总办衙门。
　　贵州主教胡缚里得知三名教徒被抓，大修院被焚，物品被抄的消息后，多次写信给田兴恕（实在不敢面见），田兴恕置之不理，后又通过法国驻中国公使馆秘书德纳玛写信给田兴恕，田兴恕接信后十分震怒，下令将原信打回，并于接信当天将关押的三名教徒斩首于青岩北门外的谢家坡。
　　这就是《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发生的第一个教案——青岩教案。
　　就在“青岩教案”尚未了结，中法双方还正在“协商解决”时，又发生了“开州教案”。
　　同治元年（1 8 6 2年）正月十五，正是元宵节，开州（开阳县）夹沙陇附近各村寨群众按照传统习俗“祭赛龙灯”，以祈求来年风调雨顺，要求住在当地的信教徒全都得参加，而当地教徒在法国传教士文乃尔的唆使下以奉教为由，拒绝参加，拒绝缴纳赛会捐款。于是，团首周国璋等找法国传教士文乃尔等交涉，民众将文乃尔等人住房围住。开州知州戴鹿芝得知，立即派人将文乃尔等人抓回州署当堂审讯，同时把情况飞报田兴恕。文乃尔有恃无恐，出示“传教士护照”，要戴知州当案查验，气焰十分嚣张。正当审讯难以进行下去时，提督田兴恕的批示到，“缉案就地正法”，于是戴鹿芝立即将法国不法传教士文乃尔及四名不法教徒处死，同时戴鹿芝还命令团首周国璋在城乡各地继续查拿不法教徒。
　　漫步在田兴恕的故居，看着故居里的一切，想着从这里走出的田兴恕，崇敬之情油然而生，田兴恕在对待胡缚里，制订“秘密公函”和处理青岩、开州两大教案时，难道没有想到过后果吗？作为朝廷的一品大员，一省之军事最高长官能不想到吗？但是，他是军人，更是有“良知”的热血男儿，看到祖国母亲遭受欺辱，绝对咽不下这口气。自清道光二十年（1940年）以来，祖国经历了太多的灾难，也正是因为灾难造就了一批批优秀儿女，他们是祖国的脊梁。
两大教案发生后，法国驻华公使馆多次向清政府施加压力，清朝政府不得不屈服，作出了四条处理决定一、贵州提督田兴恕发往新疆，充当苦差；二、田兴恕在贵阳六洞桥的公馆收交法国主教胡缚里作教堂用（即后位于博爱路六洞桥旁的贵阳南天主教堂，现在早已不见踪影）；三、青岩、开州两教案总共赔法国在贵阳的天主教会白银一万二千两；四、鉴于贵州巡抚何冠英已病故，青岩赵国澍“打仗阵亡”，开州知州戴鹿芝“开州殉难”不再追究。
　　我们走出田兴恕故居，似乎从一百四十多年的时间隧道中回到了现实，又汇入了凤凰城如织的游人中，接踵摩肩，我真想对人们说一句：“让我们都记住田兴恕吧！”

田兴恕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