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在贵州的卫生工作点滴

□张中俞

　　风萧萧兮贡水寒。1934年10月中旬，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率8.7万人，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渡过贡水(于都河)，悄然踏上了前往湘西北、充满艰辛与危险的西征之路。
　　从1934年12月中旬进入黎平，到1935年4月下旬离开兴义，中央红军共在贵州生活战斗了5个月(2月转战川滇除外)。对伤病员的抢救、后送、安置，看似不如前线冲锋杀敌那么显眼和重要，但却是虽居幕后而又极其重要的工作。现将中央红军长征在贵州期间的卫生工作简述如下。

　　一、公共卫生
　　连年征战造成了人群移动及环境污染，红军很早注重连队公共卫生工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即制订了饮食、个人、环境等卫生制度。
　　长征中，医护人员为公共卫生操劳不已。那时，常见的病是痢疾、疥疮、疟疾和腿部溃疡。在药品缺乏的情况下，更要注意采取预防措施，进行卫生宣传教育。如要求穿好草鞋，打好绑腿，不喝生水，不吃污、冷食物。行军中，与前卫部队行军以了解病情。休息时，为伤病员找饭吃、找房住、找水烧；调查疫情，检查病号和进行医治，并指导“倒脚”(睡觉时把脚垫高)；督促以班或排为单位挖临时厕所，离开时掩埋。宿营后，督促揉脚、洗脚、烤衣、盖被等。这对保障指战员健康，增强部队战斗力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3军团5师13团医生钟有煌回忆：“常常利用途中5分钟的小休息，以班排为单位，向战士们讲卫生课，讲防病等卫生常识。主要是讲怎样防治胃肠病，不喝生水和不吃不卫生的食物，预防感冒，怎样防治脚打泡等。……战士们没有上过学，没有文化，听了卫生课，懂得了不少卫生常识，都能自觉去做。”
　　“红星”医院第3所所长张汝光回忆说：“1935年初，遵义会议时，总卫生部召开了由各级卫生机关负责人参加的卫生工作会议，检查长征以来部队的卫生防病工作情况，总结经验，评选卫生模范单位。评选工作在各级军政首长领导下，自下而上民主评定。评选的标准只有两条：一发病少，二不丢掉伤病员。当时符合这两条标准的，只有红2师4团被授予了‘卫生模范团’的光荣称号。”还说：“转战黔滇康川时，为在行军中及时治疗伤病员，医院医护人员分成消毒、换药、护理3个小组，每次出发前就做出一切治疗处置；并派出打前站的人，先到预定大休息的地方或宿营地，烧好开水，做好稀饭，使伤病员一到就能喝上水，吃上饭；到达宿营地后，第一件事就是找门板、搭铺，给伤病员安排好住处，随后给伤病员治疗换药、洗脸、洗脚、开饭。”
　　据埃德加·斯诺在《红色中国杂记(1936-1945)》中说，公共卫生也是共青团关心的一个问题：教导红军和驻地人民遵守“三要三不要”，如“要讲清洁卫生”、“不要喝生水”；教给急救方法和怎样治疗常见病，教他们如何预防这些疾病；晚上举行卫生讲座；制定厕所的卫生管理措施。

　　二、战伤救护
　　红军初创，条件艰苦，没有卫生机构和医务人员，伤病主要是靠战友间相救。轻伤病员随队行动，重伤病员则就地安置。1927年10月，红军的第一所医院成立于井冈山茅坪。1931年，党派一批医务干部到中央苏区工作。同年11月，由贺诚负责的总军医处(1932年9月改为总卫生部)成为军委的直属部之一。
　　红军卫生勤务的原则，是随着卫生工作的发展而逐步建立起来的。在五次反“围剿”中，战伤救护工作不断加强，特别是总卫生部成立后，更逐步明确了各级卫生机构的任务范围、分工和后送系统，使卫生勤务工作日渐系统化。方面军、军团、师编有卫生部，团有卫生队，连设卫生员。军团医院下设所。
1934年10月9日，总政治部提出“鼓动轻伤病员随医院行动与争取轻伤病员的健康归队”。战鼓催征，箭在弦上……
　　西征红军以行军、作战为主。“没有了苏区的条件，无法将伤员层层往后方送，只能就地进行紧急救护。”医护人员遵循“一切为了伤病员”的原则，战斗就是命令，伤病员就是目标。既要携带医药物资，又要克服医药奇缺、没有固定医治伤场所等困难，边行军边治疗伤病员。他们不辞劳苦，甚至为抢救伤员不惜付出生命。卫校教员俞翰西在贵州桐梓牺牲，校长彭龙伯(又名彭真)牺牲于四川宝兴。时任红军卫生学校教育长李治在《长征中卫生教育和医疗工作》中回忆说：“我们医务人员和看护员等，在出发之前，早准备了外科的卫生材料，看护员上好了药，医生看好了病，发给内服的药。及出发时，每一个休养员随带一个招护员，便于夜间关照，凡有重的伤病员，则医生跟着，随时治疗，以免不测。”“在日间行军时，先派二个看护员，在途中烧开水或稀饭，利用大休息的时间，即为休养员上药看病，没有大休息时，到宿营地上药看病。”
　　在奔走于湘黔边境这段时间里，由于伤病满营、士气低落、地形复杂等原因，医护人员的工作十分繁重。钟有煌著回忆说：“全团只有我一个医生，要在行军途中完成医生的全部工作。……全团的内科诊疗、卫生防疫、卫生教育、卫生员的培养等工作就全落到医生一个人身上了。那时战斗频繁，连续行军，医生要了解全团的卫生和伤病情况，并及时进行治疗。”
　　在贵州境内，为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突破清江、强渡乌江、四渡赤水、西进云南等，时有伤亡。卫生部门对伤病员积极进行救治，能随队的尽可能随队行动，重的则被妥善安置。
　　1935年在遵义期间，卫生部门对伤病员加紧治疗。李治回忆道：“当我们第二次到遵义时，住在一个广大洋房内，收容了娄山关(贵州通重庆的一个险要的关口)战役的重伤员(干部)，……没有一个发生意外的危险。”张汝光回忆说：“到达遵义后，部队获得10余天的休整，各级医院都利用短期休息的时间，全力突击治疗。将行军途中来不及做手术的，都做了手术，使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伤病员治愈归队。第二次进入遵义后，为抢救娄山关和遵义战斗中的重伤员，总卫生部指示医院抓紧战斗间隙，展开手术工作，挽救了很多指战员的生命。”

　　三、安置重伤病员
　　军委于1934年10月10日规定，凡1个月内治不好的重伤病员都留在后方。25日，又令：“停止一切伤病员后运，而应随军团后方部前进。在万不得已时，重伤病的战士则留下于同情的群众家，就地医治，进行很好政治工作。”
　　长征是处于白色恐怖包围中的行军，被寄养的重伤病员，在队伍离开后随时会因被抓、伤病不治而“革命到底”，故均不愿意被就地安置。女红军们曾提出：“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但即便如此，绝大多数红军指战员们仍坚决服从组织安排，抱着养好伤后再归队的坚强意志留了下来。
　　确因军事行动不便的，就分散安置在可靠的百姓家中隐蔽养伤，留下一定的安置费和必要的药品。钟有煌回忆说：“卫生队所收容的100多人都是重伤员，什么伤势都有。因为情况很紧急，随时都要准备转移，接受新的任务，卫生队的工作非常忙，对每一个伤员都要进行清创、消毒、固定、包扎伤口，并做好思想工作之后，立即转走，安置到平民百姓家，以争取伤口早日痊愈。”
　　入黔后，卫生部门集中力量对伤病员进行了治疗，将重伤病员妥善安置在百姓家。大部分群众不但不收红军按规定应给的报酬，还冒着可能被连累的危险，把收留的伤病员当作亲人来精心护理，采取各种保护措施，以利其安全养伤。
　　5军团37团政委谢良回忆他顺山叔因病被安置在黎平的情形：“虽然，昨天晚上领导上对那些决定留下的同志，分别进行了动员、说服，可是他们对部队的感情是多么深啊！一听说要离开红军，简直心都要碎了，哪里舍得呀！后来经过组织再三解释：前面行军的路程更长、更艰险，作战任务也更繁重，为了红军的胜利，要顾全大局。他们这才表示同意，服从组织的安排。但现在听说同志们马上就要走，许多伤病员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难过得哭起来。他们是多么希望能和大家一起继续战斗啊！顺山叔就是其中的一个。……组织上决定把他留下，送到城外一个山沟里的贫农家里去。”
　　据钟有煌回忆，5师15团卫生队队长薛毓仁因病重而被迫安置在剑河县某村子，说：“钟医生，我不行了，我的革命就到此为止了，不能为党工作、为革命出力了。”钟忍着悲伤安慰他：“我们是要到黔北去，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要赤化云贵川，前面不远过了乌江就是黔北。你要安心地好好地养病，休息好，吃点药，一定会很快好的，希望早日病愈，再来黔北赶我们，我们等着你。”
　　李治回忆说：“我们在贵州时，常收容很重的伤病员，在急行军当中，往往担架夫不够，或因肠胃传染病，不适于行动者，而有几个寄在劳苦群众家里休养，并给他的休养费、伙食费及内外药品。”

　　四、为民服务
　　红军建立之初，即确定了其卫生工作为革命战争、军队建设服务的根本宗旨。1929年底，古田会议指出医务人员不仅医治红军伤病员，还要为百姓和敌方伤兵治病，这是争取群众和瓦解敌军的有效手段。
　　钟有煌回忆在黎平洪州的经历：“卫生队把内外科的药箱打开，开始忙着给伤员病人换药看病。各连队的伤病员一批一批地前来诊治。村里的一些老百姓和小孩，都探着头好奇地围着看。一位老人忍不住地小心问：‘我家有个病人，能不能给看一下，要多少钱？’我们告诉他：‘红军为穷人看病不要钱。’从此，每天都有一些老百姓前来诊治疾病，有的离我们十多里地也来了。他们看见我们确实分文不取，有的要送鸡送蛋，都被我们一一谢绝。”
　　钟有煌回忆道：“我趁着部队停留的机会来到二营营部，突然得知营部卫生员龙思泉在遵义出发时没有来，我感到很吃惊！再三了解才知道，在遵义出发的头一天下午，一位农民苦苦哀求他去抢救其父亲的病。龙思泉请假后，背起红十字包跟着这位农民离开了部队。第二天清晨部队出发时，龙思泉没有回来。为什么没有回来？有的说可能开小差跑了，有的说可能被敌人杀害了，龙思泉是全团优秀的卫生员，思想好、工作好、学习好。如果他牺牲了，对我团卫生工作是一大损失。之后，我一直在思念着他。30年后，我才知道龙思泉那时还在遵义，是在遵义郊区桑木垭被敌人杀害的。他是给穷苦老百姓看病治病不要钱、受人尊敬的红军卫生员。当地老百姓选择了一块地方，将他厚葬在那里，并在坟前竖立起一尊石碑，因不知道他的姓名，碑上刻有三个大字‘红军坟’。”在遵义红军烈士陵园里被称为“红军菩萨”的女卫生员铜像，其原型为一广西籍男红军。
　　红军关心百姓冷暖。钟有煌回忆入黔首日在黎平的一个“只有20多户人家的村子”时，曾要一位60多岁的老大爷“告诉在山上的人都回来，山上冷，会把人冻病的。”因为听信国民党的欺骗宣传，“累弯脊梁、愁断饥肠”的百姓害怕“兵过如水洗”，纷纷藏物闭户，遁入山林。而时值冬月(农历十一月)，天气阴雨气温低，诚如民谚“四川太阳云南风，贵州落雨当过冬”所言。
　　红军还积极帮助驻地群众开展卫生运动。每进驻一个地方，总是要利用时间张贴标语、组织机动卫生宣传队，开展宣传和带头搞好清洁卫生，发动群众一起行动，改变卫生面貌，密切了军民关系。

　　五、人才教育
　　红军日益壮大，战争持续不断，伤病员亦随之增多。医护人员的数量和水平，已远远不能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虽然俘虏医官可补充少许，但毕竟人数有限；到苏区外去吸收医务人员，也不现实。显然，自己培养医务人员已变得刻不容缓。1932年2月初，红军军医学校在江西于都开学。1933年3月，更名为红军卫生学校。8月，迁到瑞金，与红色医务学校合并。
　　长征开始前，红军卫生学校培养的毕业生都分配到各部队、医院，壮大了医务卫生人才队伍。李治回忆说：“军医班由一期至五期，调剂班由一期至四期，保健班有三期，看护班有七期，总共有七百多名学员，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早已分配了工作，无用多说。……剩下了二个军医班(六七期)，和一个预科(八期)足足有二百多名学生，一律军事化，随着我们长征，随着我们部队向前进。”
　　1934年10-12月中旬，卫校被改编成卫生教导队，学员们编入救护队、教育队等。教员在路途中克服困难，利用短暂时间讲课，还边走边讨论问题。
　　入黔后，戎马倥偬，形势所迫，无法教学，于是在黎平城解散了卫生教导队，将学生分配到各军团医院去工作学习，也精简了医疗设备。1935年1月，红军卫校在遵义城复课。教育主任王斌，教员有李治、孙仪之、俞翰西、胡广仁等。200名学员分班上课，认真学习传染病防治和战伤救护等，提高了一批干部的知识水平。陈伯钧记载：“一月十二日……为卫生部的工作便利起见，同时卫生学校亦准备于十二日开学，所以我们这几个休养员亦随他们搬房子。”

　　六、组建干部休养连
　　在看到实现原定战略方针(先到湘西安顿再反攻回江西)日渐遥遥无期后，加上惨烈现状迫使领导人须做出更为细致和妥当的安排，以适应战地需要，应对越来越艰苦的西征。一些问题迫在眉睫，必须解决：怎么精心关照老同志？是否出于安全和卫勤考虑而将女红军们集中起来？如何加大日渐增多的伤病员的医护力度？如何整合分散的卫生力量以提高医疗效果？有鉴于此，军委遂决定成立“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其组成及来源是：老同志即原“总卫生部工作团”成员，休养员则是团级以上伤病员，女红军即原“妇女工作队”成员，医护人员则来自原“卫生教导队”。自此，“四合一”的干部休养连，便于1934年12月在黎平整编中登场了。连内设有医务室、警卫排、担架排、运输排等。
　　休养连主要由党校学员和老同志班、女同志班、团级以上休养员班、部分前省部级苏维埃政权领导班等组成。随休养连行动的徐特立在《长征中的医院》中说：“医院中有儿童、妇女、老头、病员、伤员五种特殊分子。”
　　张汝光曾忆及休养连在贵州被敌机轰炸：“通过贵阳到紫云县一个大山下，天已黄昏，准备宿营，干部休养连工作人员和担架都在路旁休息，都以为敌机不会来了。不料突然从西边飞来1架敌机，发现目标又飞回向干休连猛烈扫射、投弹，打死打伤好几名工休人员。”

　　七、参与收容
　　中革军委高度重视收容工作。1934年10月9日，指出：“由政治部协同司令部、卫生部与保卫局加强收容队与拦阻队的工作，消灭行军中的落伍与逃跑投敌现象。”次日又指出：“各梯队应派收容队，收容落伍病员。”可见，为顺利完成任务，在行军队伍后面组成收容队，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即为收容落伍伤病员。行军后队中出现的伤病员，先集中到收容队，轻的步行，重的抬到宿营地。经过治疗后，再视情况作安排。10月29日强调：“必须高度加强政治工作，注意行军中卫生的救护和收容拦阻队的工作。”12月8日，指出：“一、三、五军团后卫部队应负责在通敌各来路破坏道路桥梁，并收容落伍病员。”12月24日，指出：“加强纪律检查队、收容队工作。”
　　1934年11月29日《红星》报载：“‘斗’部第七连每次轮到该连的后卫和收容时，都遇着有病员不能走，该连能把病员始上来。”1军团15师师长彭绍辉日记：“十二月五日……朱、罗经过我处时指示，要特别注意收容工作，并说连队收容组应由支部领导，团设收容队，由政治处领导，我按此要求做了布置。”钟有煌回忆说：“收容队是由团政治处、供给处和卫生队抽人组成的，走在全团的最后，主要负责帮助掉队落伍的人跟上部队和安置不能随队行动的伤病员。”
　　干部休养连教导员李坚真回忆说：“掉了队是很危险的，一个人孤零零的，就可能被土匪或头人捉去杀死。不少同志就因掉队而牺牲在路上的。……我还是一个人远远落在后面。一阵孤独和恐怖感向我袭来，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唉！我真幸运，收容队又来了，……”
　　综上所述，中国工农红军的卫生工作，是随着红军的创建和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的。红军的卫生工作，不是单纯的技术活，它是和革命任务、战争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它是有政治意义的，这是区别于旧军队卫生工作的根本特点。红军医务卫生工作者在西征途中，特别是贵州境内表现出来的不怕牺牲、不畏艰难的革命英雄气概，以及救死扶伤、服务军民的人道主义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光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