纾解“财富焦虑”需要对症下药

□田锦凡

　　上世纪80年代，虽然收入水平普遍不高，但人们对物质生活要求低，心态平和；这些年，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对增加财富的期望值也水涨船高。近日，人民日报推出《透视财富焦虑》系列报道，称收入水平在提高，但广大中低收入者感到钱不禁花，“财富焦虑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
　　报道道出了普通老百姓的心声，很快将国人心中或多或少的焦虑点燃。回首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民众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物质生活愈加丰富，但同时感觉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幸福指数常在低处徘徊——诚然，“财富焦虑”已是不争的事实。
　　一份题为“月薪多少会让你在相应的城市生活不惶恐”的调查显示，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需9000元左右，成都、大连等二线城市约为5000元。皮尤世界民情项一项关于中国人观点的报告显示，国人最担心的问题是物价上涨；另一项幸福指数报告则称，中国人的幸福指数极低，京沪等一线城市尤甚，而让人焦虑的核心即为“钱”。
　　客观地说，幸福不能简单与财富挂钩，但财富确实会影响个人、家庭的幸福感受。如今，CPI的每一次细微变化，都会牵动无数人敏感而脆弱的神经；工作、住房、就医、教育及柴米油盐、水电汽油等，均可能是人们产生“财富焦虑”之处。但是，这一切都因为钱吗？
　　也许未必。用数据说话，目前中国已有70万个家庭、2千万人口的家庭资产超过1千万元。他们多半生活在北上广深4个一线城市，在这些城市里，只要有两三套房子，即可进入千万富豪之列。但从现实情况看，不少北京出租车司机家里有两套房子，每月工资收入不足8千元，吃饭花掉一半、小孩上学花掉25%，加上其它开销，生活也十分紧张，压根就没有富豪的感觉。
　　他们对财富的焦虑又来自哪里？归根结底，不是对生活保障的担心，而是对生活保障权的忧虑。“财富焦虑”在本质上，可谓是一个社会公平正义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大量社会财富不断被创造出来，但遗憾的是，有相当一部分社会财富被以不合法、不合理、不透明的途径流入部分群体或个人的口袋。不公平的分配方式，不仅加大了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亦是制造社会裂痕的重要根源，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危险因素。当前，土地、矿产资源、国有企业、公共产品等国有资产的资本化过程，导致收入分配不公，财富逐渐向权力、商业巨头聚拢，“藏富于国”、贫富差距的情况正在加剧。正如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张车伟所言，社会上出现对富人的批判，并非“仇富”而是仇“不公”。
　　显然，“财富焦虑”非仅限于财富本身，人们对一些公权力在“笼子”外横行、对自己的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对法治不彰及市场有瑕等现象的反映，正是这种焦虑的真实存在。
　　2010年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000年的2.73倍，期间正是房价、物价飞涨的10年，亦为“财富焦虑”积聚的10年。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增加收入是消除民众“财富焦虑”的必要条件，但非唯一条件。复杂的社会现实也提示执政者，启动经济、政治、社会领域的综合性全面改革，方能为纾解“财富焦虑”对症下药——因为只有公平正义有了保障，老百姓即便觉得钱不多，怨言也会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