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女师大三任校长毛邦伟后裔往事忆谈

□毛忠惠（口述）　李芳　王明（整理）

　　今年三月，北京民间学者柳哲先生在香山红山头发现民初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原北京女师大三任校长毛邦伟及夫人伍崇敏的合葬墓及民国名人墓群，引起《法制晚报》、《京华时报》、《贵阳晚报》等媒体的普遍关注，呼吁当地有关部门予以修缮和保护。笔者随即走访了毛邦伟在贵阳的子嗣后裔：孙女毛忠惠、孙子毛兆琪，并电话采访了远在云南安宁的毛忠智，同时走访了贵州省文史馆的相关文史学者和在贵阳的蹇氏后裔蹇建等人，并查阅了一些史料，从而得知北师大老校长毛邦伟的身世及后裔情况，现将毛氏后裔的回忆整理出来，供历史研究者参考。
　　毛邦伟是我的伯爷爷，毛邦伟的胞弟毛邦儒是我的亲生爷爷。毛家祖籍是湖南的，后来迁入遵义，定居老城杨柳街。听母亲张朗秋说，伯爷爷兄弟俩自小家境贫寒，柿花园的名门望族蹇家见毛邦伟、毛邦儒兄弟俩聪明伶俐，属可塑之材，遂资助兄弟俩进私塾读书，成就其事业。蹇家对毛氏兄弟可谓恩重如山，父亲毛全本（字效良）常常对我们说起这一往事。
　　伯爷爷毛邦伟读书考取举人，去日本留学，回国后三任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成为民国初年女子教育先驱。爷爷毛邦儒在遵义教书，民国二十五年阴历八月初四（1936年9月19日）在遵义逝世。爷爷去世的这一天，也就是我的生日。
　　现在能回忆得起的毛家字辈为：“邦、全、忠、恩、世、袭、汝、泽”八个字，其他的就记不起来了。“邦”字辈的就是邦伟、邦儒两兄弟。邦伟，字子龙；邦儒，字席珍。“全”字辈的仅有我的父亲毛全本和姑姑毛瑞霞、毛瑞云，父亲毛全本，字效良，后以字行而名毛效良。
　　父亲毛效良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出生于遵义老城杨柳街。因伯爷爷毛邦伟与伯奶奶伍崇敏婚后多年无子女，而爷爷就把父亲过继给伯爷爷为嗣。那时我的父母己在贵阳订婚，因此他们就被送去北京随伯爷爷家生活。伯奶奶伍崇敏，字树芬，她出生于江苏南京乌衣巷的一个大户人家，留学日本东京府师范学校，早年参加过同盟会，回国后与伯爷爷在北京结婚。父亲在北京曾就读于北平弘达大学校，后考入大夏大学。
　　我的母亲叫张朗秋，出生于贵阳报国寺张家公馆，张家是镇远施洞口（今属台江县）人，祖辈张春圃从军，参加平定咸同年间的“长毛起反”，立有战功，因枪伤发作死于贵阳城北鸡场大坝，葬于麦稼桥高坡，清光绪年间在坟前立有墓碑和石华表，石表对联系镇远人、云贵总督谭钧培撰书镌刻。诰授“武功将军”，并赏赐贵阳城北麦稼桥高坡、罗革当、印台山、许家庄田地等作为子孙世袭养食之地，后裔遂迁居贵阳。根据当年张春圃的碑文记载，立碑人为张春圃之子张文皓，即张朗秋之父。孙中山的秘书，后任贵州省参议会副议长的张伯休，国民党中将、军校教育长的张卓，与母亲是堂兄妹，我们喊张卓叫“舅舅”。母亲也算是一位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
　　我的父母一直跟随伯爷爷、伯奶奶生活。由于伯爷爷、伯奶奶的家教承袭日本人的礼仪，长辈出门或归来都要子女们跪迎跪送，因此父亲受不了这样的约束，直至民国十七年（1928年）伯爷爷病逝后，不久他便留下封信就跑回贵州老家了，留下母亲独自陪伴着伯奶奶，直至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才将母亲接回贵阳团聚。
　　我们家与遵义新舟的佘家是姑表亲戚。佘万能（原名余立平，后改名陈沂，曾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著名军旅作家）的母亲是父亲的姑妈。佘万能在北京求学（北平法学院）时，经常与父亲交往，父亲与万能的堂兄万选（军统少将、站长）是同学。在佘万能的鼓动下，父亲才决定离开北京，考入上海大夏大学读书，最后又考进国民党中央军校，分配到103师任军需官。因军队内斗而被通缉，带着两个勤务兵外逃，经友人疏通而作罢。后来，经同学介绍，父亲曾在国民党禁烟委员会禁烟督察处、贵州省财政厅禁烟缉私处任科员，而成为所谓的国民党“军统特务”；担任过国民党贵州省党部特派员、县长、鸡场（白云）区区长、小学校长，又成为了所谓的国民党“中统特务”。
　　解放前夕，父亲带着小妾董氏及两个女儿逃往香港，居住在香港九龙。解放初，父亲的朋友托人带信给他说：“共产党的政策好，对过去的事既往不咎，欢迎回乡服务”。父亲当时自认为对共产党没有犯下什么罪恶，安排好董氏夫人后毅然于1951年回到遵义。经推荐在遵义县下面的一个区政府工作，并向遵义县交待了自己的历史问题，县里又将其历史问题上报省委、省政府。
　　父母在贵阳民生路猪市巷置有房产。解放初，父亲尚未由香港归来之际，贵阳市军管会及贵筑县白云区高坡农会的人经常来家中找父亲，追问父亲的下落，吓得我母亲张朗秋全身发抖，我们几姊妹年纪又小，可以说担惊受怕的过着日子。父亲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被关押后，民生路的房屋被没收，母亲带着我们搬到我大姨爹家（今大十字，原贵州电影院丁氏中央商行）居住。因我大姨妈的姑娘丁毅是贵州地下党成员，丁毅等几名地下党员被国民党捕获后，是我父亲出面找军统方面的同学帮忙，而未被加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丁毅在《贵阳晚报》上发表长篇革命回忆录（连载），还提及到这段事迹。父亲曾将报纸剪贴下来，经常翻阅。1975年11月，父亲毛效良作为国民党县团级战犯特赦出狱回到贵阳，担任云岩区政协委员，每月发给80元生活费，直到1983年11月在贵阳去世。父亲生前，多次提出申诉，对他“历史反革命”的判决事实不服，经重新审理，1984年11月5日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裁定：1、撤销贵筑县人民法庭（51）270号刑事处分书；2、对毛效良宣告无罪。
　　伯爷爷毛邦伟是民国十七年（1928年）11月在北京病逝的，葬于北京香山。伯奶奶伍崇敏是1964年8月7日在北京逝世的，享年九十一岁，与伯爷爷合葬在一起。伯奶奶是民主人士，她去世时，由于伯奶奶当时的特殊身份加上大姑毛瑞霞出面具保，在我兄弟毛兆琪的陪同下，父亲毛效良才得已从凯里监狱请假赴京奔丧，与伯奶奶的遗体告别，未等下葬，假期临近，又由其子陪送回监销假。
　　1975年底，大姑毛瑞霞从北京迁居贵阳时，交给我父亲毛效良一本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编印的《女师大毕业同学录》以及伯爷爷毛邦伟与伯奶奶伍崇敏的一张合影照片，父亲毛效良在照片后面题记：1927年摄于北京。另外还有一张毛伍崇敏为“民国二十八书赠本届毕业同学录”的一首题诗照片：“数载光阴驹隙驰，人生会少奈多离。祝君直上青云路，翮翻振鹏正此时”，居左面是伯奶奶伍崇敏的椭圆形大头像。此外还有伯奶奶的另一张晚年照片，晚年照片的背面有大姑毛瑞霞于1957年书写的文字：“良弟：去年给伯母拍时照，我特放大了给你，可留作纪念罢。今年她老人家老了好多，但精神还好。待桂黔铁路修好，明年再回贵阳看看，我就会来看你的。姐姐，57/1.12。”也许大姑当年是想把伯奶奶的这张晚年照寄给在监狱里服刑的父亲吧！？那时或许交通及通讯都很不便，因此直至父亲特赦回家后，大姑才把伯奶奶的这张照片一起带回贵阳，并说：“毛家的东西由毛家保管。”于是父亲在这张照片的背面题记：1964年8月7日在北京逝世。
　　记得父亲常常翻阅那本《女师大毕业同学录》，并将毛邦伟的简介读给孙辈们听，其文曰：“先生字子龙，贵州人，曾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于民八、民十、民十六三任本校校长，均值政局紊乱，校务停顿，而先生肯毅然负此重任，使颠簸困顿之学校得有今日，皆先生之功也！惟先生已于民国十七年因劳逝世，未能常庇斯校。兹者拜展遗容，不尽怆然。”大约在1982年初，大姑毛瑞霞的大女儿庹修宏（中央民族学院教授，曾毕业于北师大，后居住北京西单）致信父亲，说北京师范大学为庆校八十周年，需要借用一下这本同学录，于是父亲将这本同学录和伯奶奶毛伍崇敏为“民国二十八书赠本届毕业同学录”的那张题诗照片一并寄给了庹修宏，从此再无下落。至今，我们家里还保存着伯爷爷毛邦伟与伯奶奶伍崇敏于1927年在北京摄影的那张合影照片及1957年伯奶奶伍崇敏的晚年照以及父亲毛效良生前写下的《伯考毛邦伟传略》手稿一份。
　　根据贵州省文史馆馆员、遵义老城杨柳街的同乡杨祖恺老先生留下的《鲁迅与遵义毛子龙》及父亲《伯考毛邦伟传略》等资料记载：毛邦伟生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5月，邦伟的父亲是清代贡生，光绪初年任教于湘川书院，诚实敬业，深得生徒爱戴，遵义门名望族柿花园蹇氏子弟多出其门下。不料，邦伟父亲英年早逝，留下年幼的邦伟、邦儒两兄弟，邦伟母亲不堪受此打击，随即殉夫而去，遗下两个孤儿。湘川书院学生、遵义士绅蹇念典（字伯常）集资安埋了老师及师母，并供养邦伟、邦儒兄弟读书，与蹇念典的堂弟蹇念益（字季常）同在一个私塾读书。邦伟先补遵义府学生员，选拔入贵阳经世学堂，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考取举人。光绪三十年（1904年）应同学蹇念益之约赴日本，留学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在该校以“听讲生”身份，专攻“伦理”科目。同年7月，原贵州学政严修第二次赴日本考察，在东京受到蹇念益、毛邦伟等贵州籍留日学生的欢迎。邦伟于宣统元年（1909年）毕业回国，经廷试及格，以举人授内阁中书，任职清廷学部佥事。中华民国成立后，经教育部次长范源濂推荐，继任教育部佥事、编审员、全国编纂委员会主任，编写中小学教材教科书，与周树人（鲁迅）同为教育部同事。后于民国二年（1912年）5月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教授；民国八年（1919年）7月至民国九年（1920年）9月，首次担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即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前身）校长；民国十年（1921年）10月至民国十一年（1922年）7月任代理校长；民国十五年（1926年）9月至民国十七年（1928年）11月任国立京师大学校师范大学第二部学长（即校长）；夫人伍崇敏时任该校训育主任。伯爷爷编著有《中国教育史》（1932年北平文化学社出版）及《教育大纲》（未刊手稿）存世。
　　伯爷爷毛邦伟与蹇家系世交，与在北京的民国政坛风云人物——国会议员蹇念益是至交好友，与国会议员姚华、国会副议长陈国祥、教育总长任可澄同系贵州同乡老友，虽然毛邦伟立身教育界，应该说是得到民国政坛中的黔人声援和帮助的。否则，在教育界难以立足，更不要说三膺女师大校长了。伯奶奶伍崇敏虽出身大家闺秀，早年留学于日本东京府师范，并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具有反清救国思想。宣统二年（1910年）回国，担任女子师范学堂附属两等小学堂指导师，毛邦伟担任女师大校长后，出任该校训育主任，民国十六年（1927年）3月被推定为女师大音乐社副社长，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出任北平妇女救济院院长等职。解放后，她作为民主爱国人士受到人民政府的尊重。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培养了大批妇女精英，为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人才支持，开创中国现代妇女教育之先河。伯奶奶终身从事教育，可谓桃李满天下。
　　据有关资料记载：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民国二年（1912年）8月25日（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之剧场举行）召开成立大会，当时的争议点，一即删去民生主义，而于别一条文中列有民生政策；又一则同盟会原有女同志，而新党章不收女党员。当场有女同志唐群英、沈佩贞、伍崇敏等起而质问，并直奔台上向宋教仁寻殴，台下亦有人鼓噪。唯赖总理孙中山临场讲演，以靖秩序。可以说，伍崇敏是一位敢作敢为的人，中国现代史上的“女权”先驱和女子慈善教育的先行者。

1956年伍崇敏摄于北京

女师大毕业同学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