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韩洪泉/刘建海

曾国藩是晚清重臣，同时在许多领域都颇具造诣、卓有建树。他早年在京师以精研理学闻名，中年以后以镇压太平天国、中兴大清的事功而备受朝野推崇。然而他自己认为兴趣最大、用功最多、探索最苦的还是“词章之学”，并且不止一次说过：“古文与诗，二者用力颇深。”曾氏的古文和诗歌创作在当时即享有盛名，后世也给予很高评价。《清史稿》说他：“天性好文，治之终身不厌，有家法而不囿于一师。”晚清名士李慈铭读过《曾文正公全集》后大为赞赏，认为其文章有的情感真挚，有的叙事质实，有的笔力苍劲，有的文字传神，可谓“近代之杰作”。梁启超指出，曾国藩即使没有什么“事业”，仅就文章而言“亦可以列入文苑传”。

曾国藩凭着发愤用功的劲头、勤学善思的优势和培育人才的热情，振桐城文派之衰势，发同光诗体之先声，成为晚清时期卓荦为杰的文学大家，这早已成为学界定论。有研究者把他列为“明清八大家”，认为他是与明代的刘基、归有光、王世贞和清代的顾炎武、姚鼐、张惠言、龚自珍并列的古文巨擘。这种定位对于曾国藩来说，当属实至名归。

曾国藩画像

一

曾国藩一生喜读书、善作文，始终把文章作为“终生不辍”的事业。1835年他进京会试落第，寓居京师长沙郡馆读书以便来年的“恩科”再考。这段时期他“穷研经史，尤好昌黎韩氏古文，慨然思蹑而从之，治古文词自此始”。进入翰林院以后，曾国藩更加注重读书治文之道，“困知勉行，期有寸得”“可以无愧词臣，尚能以文章报国”。在京城为官的这段时间里，曾国藩苦学勤练、师友勉励，在文坛已经颇享盛名。好友郭嵩焘称他“入翰林，天下称其学行，以为文学侍从之选无逾公”。自1843年起，曾国藩因过于劳累大病一场，愈益将精力用于古文诗词。他在信中告诉弟弟：“余近来读书无所得，……唯古文各体诗自觉有进境，将来此事当有所成就。”又说：“若如此做去，不做外官，将来道德文章必粗有成就。”

自1852年出京直到晚年，曾国藩戎马倥偬，政务繁剧，不再像以前那样有大量的时间研究词章之学，常常为此感到苦恼。但他对古诗文的学习、研究和创作一直没有停止，自称：“生平好读《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书。”1861年他困守祁门，危险万状，在写给曾纪泽的遗嘱中说：“此次若遂不测，毫无牵恋，……惟古文与诗二者用力颇深，探索颇苦，而未能介然用之，独辟康庄；古文确有依据，若遽先朝露，则寸心所得，遂成广陵之散。”第二年又说：“余近年颇识古人文章门径，而在军鲜暇，未尝偶作，一吐胸中之奇。”人们评说曾国藩的古文创作，历来与“桐城派”的中兴联系在一起。曾国藩最初步入文坛就是受到桐城文派的影响，因而黎庶昌说“曾氏之学，盖出于桐城”，他自己也说“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曾国藩并不完全倾心桐城文派，在“桐城三祖”中，他推崇方苞、姚鼐，而不喜刘大櫆。曾国藩以渊博的学识、宏通的见识、雄直的气势入古文，从而一改桐城派衰弱之弊，其名篇《欧阳生文集序》则历来被看作中兴桐城派的宣言书。他的努力，被认为延长了桐城派五六十年的文运。胡适、钱基博等人则认为，曾国藩在实际上于桐城之外，别开湘乡一派。朱自清更认为曾国藩的古文成就胜过了韩愈：“曾国藩出来，中兴了桐城派。……桐城文的病在弱在窄，他却能以深博的学问、弘通的见识、雄直的气势，使它起死回生。他才真回到韩愈，而且胜过韩愈。”

由于曾国藩致身太早，事务太繁，限制了他在文学上的更大发展。即使如此，曾氏仍然为后世留下了皇皇1500万言的文字，其中《诗文》卷48万字。他的文学思想、文学成就同样体现在数量巨大、内容繁富、蕴涵深厚的奏稿、家书、批牍、书信、日记、读书录等等之中。他在病逝前仍赶写《刘忠壮公墓志铭》，“病发辍笔”，仅完成300余字。他的日记一直记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天。他的家书达到近1500封、100余万字，奏稿、书信数量更多。曾国藩对文字的钟爱与执著，从中可见一斑。

二

曾国藩的古文创作，上承韩愈、欧阳修、周敦颐、张载、姚鼐等人“文以载道”的传统，重“明道经世”，不发无用之论。他认为衡量人物高下的标准有二：一是“见道之多寡”，二是“为文之醇驳”，而前者居于主要地位。进而他认为，“苟于道有所见，不特见之，必实体行之；不特身行之，必求以文字传之后世”。他怀抱经世之志，写作振衰之文，正是对“文以载道”思想的躬行实践。

曾国藩对古文的研究，涉及欣赏、批评、创作等领域，钻研不辍，颇有心得，主要包括“四象”“八诀”等。

所谓“四象”，是曾国藩借鉴《周易》的阴阳刚柔理论，提出“古文四象”之说。他认为好文章贵有四象即气势、识度、情韵、趣味，“识度即太阴之属，气势则太阳之属，情韵少阴之属，趣味少阳之属”。他把自己的这一理论反复向弟弟和儿子传授，指出文章有气则有势，有识则有度，有趣则有味，有情则有韵，“古人绝好文字，大约于此四者之中，必有一长”。他注重道法自然，强调奇横之趣，认为诗文趣味有两种：“一曰诙诡之趣，一曰闲适之趣。诙诡之趣，惟庄、柳之文，苏、黄之诗。韩公诗文，皆极诙诡。此外实不多见。闲适之趣，文惟柳子厚游记近之，诗则韦、孟、白傅均极闲适。”“古文之道，亦须有奇横之趣，自然之致，二者并进，乃为成体之文。”

所谓“八诀”，是曾国藩借鉴姚鼐关于古文之法分为阳刚与阴柔两种的观点，进一步衍化为“八字诀”：“文章阳刚之美莫要于‘涌直怪丽’四字，阴柔之美莫要于‘忧茹远洁’四字。”后来又略作改动，定为“雄直怪丽、茹远洁适”八个字，并对每个字进行了精炼的阐述：

雄：划然轩昂，尽弃故常，跌宕顿挫，扪之有芒。

直：黄河千曲，其体仍直，山势如龙，转换无迹。

怪：奇趣横生，人骇鬼眩，易玄山径，张韩互见。

丽：青春大泽，万卉初葩，诗骚之韵，班扬之华。

茹：众义辐辏，吞多吐少，函独咀含，不求共晓。

远：九天俯视，下界聚蚊，寤寐周孔，落落寡群。

洁：冗意陈言，类字尽芟，慎尔褒贬，神人共监。

适：心境两闲，无营无待，柳记欧跋，得大自在。

其中，曾国藩认为阳刚之美、雄直之气最为可贵：“四象表中惟气势之属太阳者，最难能而可贵。古来文人虽偏于彼三者，而无不在气势上痛下功夫。”据此，他提出了“为文全在气盛”的观点，强调“行气为文章第一要义”。因此，他写文章十分注重那种如长江大河的奔腾之势、如行云流水的流泻之姿，以“雄直之气，弘通之识”见长，从而一改桐城文风之弊，“化雅洁为刚劲”，成为“桐城古文的中兴大将”，并影响了一大批人，“一时为文者，几无不出于曾氏之门”。

曾国藩传世的古文约有150余篇，其中寿文、碑记占到一半以上，包括为牺牲的湘军将士所写的《金陵楚军水师昭忠祠记》《李忠武公神道碑铭》《李勇毅公神道碑铭》《江忠烈公神道碑》《林君死难碑记》等。为朋友和同僚所写的送序、为师友和晚辈所写的序跋等，在曾氏文章中也占有相当比例。前者如《送唐先生南归序》《送郭筠仙南归序》，后者如《书〈书案小识〉后》《书〈归震川文集〉后》《欧阳生文集序》等。在曾国藩的古文中，《讨粤匪檄》的传播面和影响力应该是首屈一指的。此外，曾国藩的家书、批牍、日记、书信等都是他驱遣文字、驰骋思想的载体，其文采、情感、思想均可圈可点，值得“一日三复之”。他的奏稿，多达11册3041件，被称为“晚清时期的天下第一奏折”。虽然后期一些奏折为他人所代拟，但大多数出自曾氏手笔，是研究他的政治、经济、军事、学术思想包括作文之道的宝贵材料。很多奏稿气势豪迈、情理交融，许多点睛之笔更是广为流传，堪称经典。如“每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帆之上驶，则绕屋彷徨”“细察今日之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论兵则已成强弩之末，论饷则久为无米之炊”“恐开斯世争权竞势之风，兼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渐”等等。胡林翼说过：“天下奏牍，仅三把手，而均在洞庭以南。”所谓“三把手”，指的是曾国藩、左宗棠以及胡林翼自己。后人指出，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三人奏议各有所长，“若以文字学要底论”，则以曾国藩为“独优”。

三

曾国藩的诗歌创作同样值得大书特书。他的诗作“兼取唐宋诗风，留有同光余响”，在有清一代占有重要一席。曾国藩早年对自己的诗歌创作满怀信心：“惟古文各体诗，自觉有进境，将来此事当有成就；恨当世无韩愈、王安石一流人与我相质证耳。”直到晚年仍颇为自信，同时对自己无暇潜心研究和创作而深感遗憾：“人生读书做事，皆仗胸襟。今自问于古诗人中，如渊明、香山、东坡、放翁诸人，亦不多让。而卒卒无暇，不能以笔墨陶写出之。惟此一事，心中未免不足。”

在《曾国藩全集》的《诗文》卷中，收录了他的存世诗词、联语共计389首（副），其中诗272首、词2首、联语115副。另据张静《曾国藩文学研究》统计，曾氏现存诗318首。曾国藩的诗歌创作，以1852年出京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前期诗作大多言志抒情，意气恢宏，对社会现实也有所反映，且数量较多，他的大多数作品都创作于前期。其后期诗作多了“冲淡之气”“和谐之味”，意蕴和功底胜过前期，气势和情怀则不如前期。就体裁而言，以五言古诗最多，达90多首；七律次之，约80首；七绝30余首，五绝仅1首。就内容而言，包括抒怀言志、思亲送友、题记画图、批判现实等，其中以“缘情”最为突出。他认为“凡作诗文，有情极真挚，不得不倾吐之时”，否则就容易陷入“雕饰字句”“巧言取悦”“作伪日拙”“巧伪媚人”等弊病。通览曾国藩的诗作，“情”字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包括忧国忧民之情、思念家乡之情、兄弟手足之情、朋友交谊之情等等，不一而足。忧国忧民之情如《失题四首》之三：

思念家乡之情如《岁暮杂感十首》之二：

高嵋山下是侬家，岁岁年年斗物华。

老柏有情还忆我，夭桃无语自开花。

几回南国思红豆，曾记西风浣碧纱。

最是故园难忘处，待莺亭畔路三叉。

兄弟手足之情如《早发武连驿忆弟》：

朝朝整驾趁星光，细想吾生有底忙？

疲马可怜孤月照，晨鸡一破万山苍。

曰归曰归岁云暮，有弟有弟天一方。

大壑高崖风力劲，何当吹我送君旁！

朋友交谊之情如《怀刘蓉》：

我思竟何属？四海一刘蓉。

具眼规皇古，低头拜老农。

乾坤皆在壁，霜雪必蟠胸。

他日余能访，千山捉卧龙。

在宗承关系上，曾国藩学习各家之长，兼取唐宋诗风，受李白、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以及陶渊明、李商隐、陆游、元好问等人影响最大。曾国藩诗歌中表现出的意境，也反映着他的人生阅历和思想发展。“男儿未盖棺，进取谁能料？”锐意进取之情见乎词章。“苍天可补河可塞，只有好怀不易开。”忧愁落寞之意不言而喻。“竟将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刬不平。”踌躇满志之状跃然于纸上。到了晚年总督两江，嫌公牍上所列官衔太长，遂题一绝句：“官儿尽大有何荣？字数太多看不清。减去数行重刻过，留教他日作铭旌。”所谓“铭旌”，指竖在灵柩前标志死者官职和姓名的旗幡。曾国藩这首诗明白如话而幽默风趣，既反映了他“喜诙谐”的性格特征，也折射出他晚年淡泊利禄、虚静自持的思想境界。

制作联语是曾国藩的强项。他早年为京官时，就有“包做挽联曾涤生”之誉；胡林翼等人去世后，他不但自己做挽联，还主动向曾国荃提出自己“可作枪手，撰一挽联，弟自书之”，可见他对制联的热衷与自信。他存世的100余副联语中，涉及题、挽、赠等门类，以挽联数量最多。其联语大都内容贴切、感情真挚、对仗工整、意境开阔，堪称同类作品的上佳之作。如《题江西吴城望湖亭》：

一尊浊酒，重来此地看湖山。

把当年战事的惨烈与今日重游的闲适，巧妙地熔于一炉。又如《格言十二首》中的几副：

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

古人有困而修德，穷而著书。

其哲理之精要、对仗之工整、语言之巧妙，不能不令人叹服。

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还创作了《保守平安歌三首》《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爱民歌》《解散歌》等通俗歌谣形式的作品，虽在《曾国藩全集》中归入“杂著”类，其实也应视为诗歌之属。这类作品是以告示形式出现的，对象主要是底层民众和湘军兵勇，因此语言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甚至杂以俚词口语，读来明白如话。然而从内容上来看，却都是曾国藩深思熟虑、苦心孤诣之作，包含着丰富的军事思想。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4年第4期」